知识大V的手艺、知识的新媒介和我们的知识焦虑

知识大V的手艺

知识大V，这个概念这几年炒的很热，似乎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冒出来鄙视我等“水民”肚中墨水甚少。在这其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新东方出身的知识大V似乎格外多。古典老师在他的书中说，这是因为新东方讲师不断在高价值区磨炼自己所致，不过，这个解释似乎好像哪里不对，因为在高价值区锻炼的讲师可不只是在新东方有，很多高校老师都有这方面系统的锻炼，却没成为所谓的知识大V，这又怎么解释。

在我看来，新东方老师成为知识大V的原因，应该再加一个前提假设：表演式教学。

记得我上大学那会，新东方老师的讲课视频就蛮火的，课堂上唱歌，讲段子。那个时候，这种表演式教学冲击着不少人的认知，也是当时同学们最喜欢的课堂形式，这种手艺，可是之前的老师所没有的。在这种表演式教学的背后，是老俞的那句经典：“你在北大讲课，讲得好不好校长说的算，在新东方讲课，讲得好不好学生说的算。”我把这句话精炼成四个字：“客户导向”。

新东方讲师，便是这些很早就掌握了客户导向理念，拥有表演式教学手艺的这么一群人。不够娱乐化的教学，学生是不会买账的，这个道理，他们心里最懂。

类似的情况其实在高校中也有，很多高校的青年教授，他们的讲座往往更受人欢迎，我曾经听一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课程，就像是听郭德纲相声一样开心，整个课堂满是包袱和段子。现在他的讲座开到哪，都是场场爆满。

知识大V的崛起，是被群众捧起来的，只有更多人愿意为你的知识买单，你才能成为知识大V。而让大家买单的，往往不是知识内容本身，而是大V们表演式的手艺。

知识的新媒介

伴随着知识大V一起崛起的，还有那些成功的内容创业者们，他们有些人自己就是知识大V，但内容创业者做的更多的，还是推广知识的新媒介。

马东、罗振宇和樊登是这些成功内容创业者中最突出的几位。又一个巧合出现了：这三位都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他们之前的身份，都是成功的媒体人，更确切点，都是成功的电视人。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就提到过：把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以最易懂的方式呈现，是电视这个媒介的特点，把内容策划成节目，这是电视人的手艺。

知识在最早是纯口语化的，那时候没有文字，所有的知识都靠口口相传。那时候最牛的“知识大V”就像是一个谚语库，传闻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在那个时代就是大神一样的人物。

文字的出现让知识的战场转移到了纸面，就算是前些年，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还更多是依赖书本，就算是课堂，也更多是基于书本的解读，这样的媒介要求知识必须是富有逻辑而连贯的。如果一本书没有逻辑，内容断断续续，那注定被淘汰。

互联网成为知识媒介之后，谚语式的知识形态似乎又回归了。很多人每天都挂着耳机听上那么一段金句或者道理，就和之前听部落长老讲上那么一段谚语，那么相似。有人说这是返璞归真，也有人说这是开倒车，不管怎样，这个过程中，知识的新媒介扔掉了逻辑和连贯。人们也习惯于只看结果，而忘记了产生结果的过程和历史。

媒介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同时改变着我们的学习习惯。

我们的知识焦虑

知识焦虑，这可能是人们近几年才有的一种状态。有些人拥抱它，认为这是进步的动力，也有些人对知识焦虑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让我们回到起点想一想，到底为什么知识焦虑呢？

最近几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叫“知行合一”，事实上，现在的人几乎做不到知行合一，因为我们知道的知识量，远大于指导行为所需的知识量。我知道美国总统是川普，我还知道美国的精英阶层似乎不太喜欢这位总统，我还知道这位总统喜欢发推特，然并卵，我仅仅是知道而已。这些知识几乎不会给我的行动带来任何参考价值。在过去我们学习知识更多地是为了指导和享受生活，然而现在我们通常对待知识的态度是为了获取而获取，知识和行动的比值越来越大了。

当然，这不是我们知识焦虑的直接原因，当我们把为了获取而获取作为大的前提假设时，更碎片化、更容易获取的知识变得更让我们喜欢。它们就像是毒品，滋养着我们的大脑，学习了这些知识会快速给人带来愉悦感，因为这些知识已经被设计成了一个节目。不需要我们深度思考，不需要我们掌握逻辑，只是听一听那些金句，“我靠，太有道理了”这种感觉就会满足我们的学习瘾，然后，我们便开始不断地寻找新的不需要思考的知识填补，寻不得，便焦虑。

是那些带着新手艺的讲师和知识新媒介的推广者塑造了我们的焦虑？有些人眼里是这样的，有些自诩觉醒者的人，已经开始抨击那些节目化的知识，抨击知识大V，抨击罗振宇们。但是反过来想想，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所想的，恰恰是客户导向这四个字。

到底是我们塑造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