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
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出版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是新闻批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罗伯特·霍金斯和12位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大学里的一流学者共同起草的报告阐述了传媒机构自由与责任的相互关系。报告指出: 新闻机构的自由应以推动民主政治、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如果新闻机构逃避它的社会责任则意味着将丧失自由。报告呼吁新闻机构要从道德、民主和自律方面改进自己的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报告提出的学术思想被传播学者不断地阐述和发扬，但对新闻界本身的改革却影响甚微。报告 50 年前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新闻界仍然普遍存在。所以，从某种程度理解，这份报告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报告的主持人罗伯特·霍金斯1899年1月17日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1977年5月 17日卒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巴巴拉，是美国教育家、大学校长、基金会主席。他批判过度专业化的高等教育，主张平衡学院的课程并且保留西方知识分子的传统。
霍金斯曾长期担任大英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大英百科全书公司的主管。他还是54卷西方巨著( 1952年) 的主编，从1961年开始，他和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 合作编写了《当今的伟大思想》年鉴。
1942年12月，霍金斯领导的“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在芝加哥大学成立，主要研究传媒界的有关问题。委员会由美国《时代》杂志和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共同捐款215000美元资助，霍金斯为主席，委员1名，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的院长、系主任及哲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流教授。另外并聘请4位外国著名学者，包括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
1946年12月，针对美国新闻业现状,“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研究总报告书，194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报告认为交换消息和意见的言论市场已被少数经济、企业财团把持，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中，间接危害公众服务以及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这本 133 页报告书中，首次提出社会责任论，提倡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主张新闻自由应以社会责任为规范，媒体对社会有责任提供确实和重要的消息，如果媒体忽略它的公共责任，政府可有限度地控制，同时新闻媒体行使社会责任的时候，要进行自律，注意职业水准的品质，致力于客观公正的报导,使得人人有使用媒体的权利，新闻传播进而成为社会公器。此后，新闻界开始有了社会责任论的规范。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目标是研究大众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对公众教育的角色，随着委员会对传媒质量和有效性的评估，委员会提出理想的传媒应该是：
1. 对事情做真实、正确而完整的报导，并赋予意义，不但对事实报导，而真理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2. 意见交换的论坛: 应视大众媒介为一公正讨论的园地，形成一个交换、讨论及批评的场所。
3. 呈现社会现实情况: 对社会及团体的活动实况，做出确实反映。正反两面都应顾及，不可失之偏狭。
4. 阐明社会目标及价值标准: 澄清社会共同奋斗的目标，表扬社会上善良的一面，使社会大众建立社会高尚的价值标准观念。
5. 充分随时供应消息: 社会大众所需要知道的最新消息，作最充分而周全的报导，使大众能透过报导对公众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
书中提出了很多目前还在困扰着新闻媒介的问题: 报纸媒介拥有权集中在少数个人和公司手中;公众利用报纸表达自己意见和观点的渠道仍然有限; 能够拥有和控制新闻生产的人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的要求。它并没有简单地批判当时的媒介环境，而为新闻和报纸更好地为公众服务提供了建议,被称之为自由出版的社会责任理论。传媒应该实现下列政治功能: 提供信息、启迪公众以使公众能够自我管理、监督政府。传媒如果逃避民主的责任将会失去新闻自由，传媒应该以道德、民主和自我防卫来提高自己的表现。
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新机构，每年对传媒进行评估和报告。这个机构独立于政府和传媒，依靠捐款来运营，机构将采用一个为期10年的实验并对效果进行审查，最终决定一个最能适合目标的新制度形式。委员会为这个机构开展了10项活动，其中包括: 召开员工大会并对员工进行分析，以帮助报纸定义可操作的表现标准; 指出报纸在某个区域服务不完善的地方，例如: 不合理地拒绝少数族裔利用媒介发表自己观点的渠道; 调查报纸的欺骗事件，特别是报纸持续提供虚假数据，误导公众对公共事件做出错误判断。
委员会第一次为被人忽略的新闻实体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报告，同时列出了对传媒的五种要求，第一次提出了新闻的社会责任理论，这个理论反过来为自由提供了制度性保证。报告在遵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为传媒设立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自由与所连带的责任俱来; 传媒在宪法的保障下,有着一种特权的地位。因此，有义务来完成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以对社会克尽责任。传媒如能克尽自身的责任，并以此作为营运政策的基础，则自由制度也不难满足社会的需要。但传媒如无法克尽其责任，其它的团体便应出来干涉，使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得以完成。”
50 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份报告仍然对当今世界各国的传媒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近年来许多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来看，传媒从业人员守则的制定、传媒评议会的成立、各大报公评人制度的设立、定期专栏批评同业采访和写作之得失等做法，无一不受这本书的启迪和影响，这是社会责任论思想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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