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拉斯韦尔参加了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胡翼青认为，这一模式「具有极强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而且是与他之前的研究模式极为不同的。
在此之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带有很强的芝加哥学派的人文主义气息，不论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都是芝加哥学派的风格。直到五W模式的横空出世，才标志着带有深刻芝加哥社会学系烙印的拉斯韦尔彻底放弃了这种气质，而是投入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怀抱。这种思想转型并非没有来由的，「他之所以觉得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专家的方法有可取之处，要大书特书，是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在当时声名显赫，属于社会科学的主流。」
虽出自芝加哥大学，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术独立性在拉斯韦尔身上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同时具有芝加哥政治学系强烈的实证主义气质」，或许正是这种经验性的研究取向就已经在根本上决定了拉斯韦尔的实证研究道路，甚至是实用性的研究价值观。
表面上看，仅仅是学术态度上的转变，但实质上，却是自己的思想人格向主流意识形态看齐的过程。此外，贯穿于拉斯韦尔整个学术道路的一条主线是对于宣传研究的高度重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出版只是这一理念的表征，核心内涵则是五W模式。
不管怎么说，拉斯韦尔的思想转型已经发生，而且对学术界的影响极大。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基本在传播学界确立了五个前后关联的研究方向，尤其是整个过程的终点放在了「传播效果」上，这就使学者们对效果研究趋之若鹜。
不论拉斯韦尔是否有意想让人们更多地关注效果，学者们都普遍性地将关注点聚焦在效果研究。而这样一来，研究者们就纷纷无意识地陷入了拉斯韦尔的思维模式中，「只有本着宣传目的的传播才会去关注效果问题，才会把这个问题放在传播研究的中心。」结果便是，越来越多的传播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为国家权力服务。
这一模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提供了一个能够统摄不同研究取向的理论框架，使得如哥伦比亚学派和耶鲁学派能够密切合作。如果说，是二战让两个学派暂时放弃了异见而共同为国家工作，那么最终让二者能够在理论层面实现深度融合的则是拉斯韦尔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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