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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296篇《颂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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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译文参考
啊，辉煌的周朝，登上那巍峨的山顶，眼前是丘陵峰峦，沇水沋水郃水与黄河共流。普天之下，所有周的封国疆土，都服从周朝的命令。
字词注释
⑴皇：伟大。时：是，此。
⑵陟（zhì）：登高。
⑶嶞（tuò）：低矮狭长的山。乔：高。岳：高大的山。
⑷允：通“沇”，沇水为古济水的上游。犹：通“沋”，沋水在雍州境内。翕：通“洽（hé）”；洽水又作郃水，流经陕西郃阳东注于黄河。河：黄河。
⑸敷：遍。
⑹裒（póu）：包聚。时：世。
对：封国，疆土。
⑺时：通“侍”，承受。
诗歌赏析
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般》是《大武》中的一个乐章的歌辞。高亨认为，《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兹从高氏之说，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武王崩后周公摄政期间，东南先后发生过好几次大规模的叛乱。据《史记》记载，先有管叔、蔡叔与武庚的作乱，后有淮夷之乱，却没有周公征讨江南叛乱的记载。不过《鲁颂·閟宫》中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句。孟子认为这原是周公说的话、做的事（见《孟子·滕文公上、下》），这正与《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述相合。看来周公征讨过江南叛乱当为事实。
《般》诗就其内容而言，当为天子巡狩时祭祀山河之辞。而所谓巡狩，本来就包括镇压叛乱在内。诗中声称普天之下的疆土都归周室所有，无疑是针对叛乱不服者而发的。所以这首诗当为周公平乱结束时所作。因为诗题名为《般》，“般”为般乐，即盛大的快乐。平乱之后，天下太平，远方邦国悉来朝贺，自然要痛痛快快地大乐一番了。那么，该诗原来大概是周公经过数年平乱之后，在班师回朝的路途中祭祀山川的祷辞。后来又成为《大武》四成的歌诗，用以表现平乱成功。
这首诗和《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
“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大武》升级修订的时间节点
《大武》乐章是周代地位最高的乐歌，是代表周德的“一代之乐”。关于《大武》乐章的创作时间问题，古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于周公六年，武王始作、周公时完成的观点自宋以后也颇受认可。
现代学者则提出了很多不同观点，如李山认为是周公五年所作。祝秀权认为《大武》经历了武王、成王、康王三个阶段，姚小鸥认为《大武》乐章初创于牧野之战之后不久，最终完成于成王时期。
在可确定为《大武》乐章组成部分的五篇乐歌中，几乎每一篇都提到了天命。除前引《武》《赉》《桓》之外，《般》中有“时周之命”的表述，这属于《大武》初创时留下的痕迹，体现了灭商之后举行的受天命仪式的需求。同时，这些文本中还带有其他地点及时间的痕迹。这三首诗相关的时间都是班师之后，涉及的地点有周庙、班师途中，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赉”义为赏赐，结合相关记载，可知这是回到周地之后的乐歌。从《国语·周语下》来看，伐纣时所用乐歌皆有名称，这些名称和《诗经》大多数篇章以首二字（或首句提炼的词语）命名的方式不一样，而是和诗歌主旨关系密切，如“羽”意味着“藩屏民则”，“厉，所以厉六师”。《赉》也是这种命名方式，所以其诗题应是作诗者而非编者命名的。“赉”的篇题，对应着武王灭商之后赏赐群臣的史实。《毛诗注疏》引皇甫谧云：“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庙。将帅之士皆封。”其中提到在丰地的周庙封赐将帅。这一说法应该来自《史记·周本纪》及伪《古文尚书·武成》等相关文献。
《史记·周本纪》对于回到周地之后赏赐大臣的相关情况记载得很详细：“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所分封的有从神农到大禹的五代，有以姜太公为首的功臣。另外，还分赐了商之宝鼎、宗彝等器物。可知这首诗确实作于回到周地之后，那么时间上已经晚于《武》乐章，属于修订后的《大武》组成部分。
其次，《桓》中“娄丰年”的表述也显示这首诗有修订痕迹。“娄”，《释文》、唐石经、《毛诗正义》等作“娄”；元本、元十卷本、明正统本、明嘉靖本等作“屡”。郑玄解释“娄”为“亟”，说：“诛无道，安天下，则亟有丰熟之年，和也。”如果按照郑玄的解释，则这首诗带有灭商后数年的痕迹。
“娄”字在扬雄《太玄经》中有“获”之义：“次六，多田不娄，费我膎功。”注云：“田不获牲，故费功也。”那么此处也可以理解为获丰年。但是，即便当年获得了丰收，由于先秦时期陕西的主要食物是小麦、小米，而当时没有早熟品种，小麦在初夏成熟，小米一般大暑方种秋季成熟，等到粮食成熟，时间上已经是回到周地之后，所以《桓》这一文本也是带有修订痕迹的。
最后，《般》的诗题和内容显示这一乐歌是离开朝歌之后所作。《般》记述了武王班师回丰地途中登高望远之事。原因有二。一是“般”有“回旋”之义，且“般”“班”二字古通，故《般》之诗题含义为班师。“般”“班”是通假字，《尔雅·释言》：“般，还也。”邵晋涵正义：“般、还、班，古字通用。”《说文》石部“硙”字段注云：“班与般古通。”“般”“班”相通的例证很多，如《汉书·赵充国传》直接用“般师”一词：“明主般师罢兵。”颜师古注引邓展曰：“般音班。班，还也。”
《史记·周本纪》记载的武王班师过程中的一些事件、场景和《般》诗内容相合。《周本纪》有“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所看到的即为武王和周公所说的：“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此即《般》中：“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而“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即是《周本纪》提到所征九牧之君的对答。
武王一直在考虑如何定天保，固天命。灭商之后，武王征召九牧之君是为了稳固统治，建立政治格局。而武王仍然忧虑统治并不稳固，其登高望远之时认为洛阳是有夏之故地，为天室，故营建宫殿以表重视，已初步定下营建洛邑以固天命的决策。而《般》诗首尾都在强调已经改朝换代，如今是周之天命，和《史记》这一段记载的情势都相吻合。
若将《般》理解为巡守乐歌，一是武王巡守于文献无征，伐商之后的行狩为打猎；二是诗题没有着落，毛以音乐名称来解释，但是，《大武》乐章诸篇诗题的命名都与立意有关，不应此篇独为乐曲名。可见，《般》也是牧野受天命之后新创作的乐歌。
在《大武》诗歌文本的证据之外，《吕氏春秋》和《竹书纪年》中有灭商回到丰地后武王命周公作《大武》的记载。《吕氏春秋》也说回到丰地之后武王命令周公作《大武》乐，但是两相比较，《吕氏春秋》的记载强调开始作《大武》乐，而不强调其完成，《竹书纪年》的记载似乎更明确显示当年即已完成。
周代建立之后，有四个重大时间节点很有可能演奏《大武》乐。换句话说，如果采信《吕氏春秋》之灭商当年开始修订的说法，这四个时间节点是修订可能完成的时间。
周代建立之后，面临的重大仪式有年末年初的一系列典礼，包括郊、社、大尝、大禘等。可以预想，年末岁初的这些重要仪式应该较之前的更为盛大，乐歌也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创作的祭祀祖先的乐歌应被沿用，周人后来祭先公先王也确实是用《大武》的，所以这是《大武》升级的一个可能的节点。《竹书纪年》的记载支持这个时间节点，但除此之外缺乏其他证据。
《大武》的第二个修订的节点是武王陟后举行祭祀之时。认为《大武》为武王乐歌，奏《大武》为祭祀武王，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种主流观点。《毛诗正义》孔疏即认为《大武》主要内容为武王伐纣，该乐歌为祭祀武王的乐歌。张载《正蒙》则明确提出《大武》是武王陟后祭祀武王之乐歌：“《大武》，武王没，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大武》之修订有可能因祭祀武王的需要而完成，但不同于孔疏对其创作时间的看法，参考张载的看法，认为当于武王陟后的第三年之前完成。
东都建成是第三个时间点。李山老师即认为《大武》乐章在东都祭天仪式上使用过，从而将其创作时间提到周公五年之前。其最扎实的证据就是《何尊》提到过洛邑告成的仪式上祭祀了武王并告天。这一说法认为周公摄政五年的仪式更盛大，所以礼乐应该更完备。
周公六年制礼作乐是第四个节点。古代学者多认为《大武》成于此时，如前所引《毛诗正义》孔疏。《礼记·乐记》中孔子对《大武》的阐释也支持其完成于成王时期。
以上四个时间点，要辨析哪个时间点更有可能，就需要结合《大武》乐歌、《礼记·乐记》和其他相关材料。其中，《乐记》对《大武》的阐释以及后人对《乐记》此节的阐释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更加全面地去理解。
参考资料
《诗经三百篇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6月
《〈大武〉乐章创作背景及发展演变新考》，张旭晖，中国诗歌研究（第二十二辑），赵敏俐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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