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小说中的人物都同时面对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问题，不论是严肃小说还是通俗小说，外在世界的描绘都是重点，文学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是感官的艺术，主人公经受越多的困难，到过越多的地方，接触越多的人，情节越曲折，这个故事就越受欢迎。典型的情节像这样：主人公穷困潦倒，从事卑微的洗衣店工作，被工头羞辱，被懒惰的同事排挤，母亲埋怨她不照顾妹妹，不早点结婚；她希望能考取律师执照，拼命地学习，但遭到人们的奚落；她偶然发现男友其实脚踩两只船，勾引自己的闺蜜，却还假意要结婚；只有父亲理解自己，但在家里从来说不上话，而且她知道，父亲隐瞒了患癌症的事实。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不存在财富方面的难题，不用为生存而挣扎，考虑任何问题都可以排除金钱因素，因此可以集中精神处理思想世界遇到的问题：感情的纠葛、社交的困惑、羞耻感、愧疚的程度、自我意识、对文化冲突的敏感，等等。
我们不知道魏维尔先生怎么积累的财富，怎样的奋斗历程，只知道他是个正直、有修养、衣食无忧的中年人，对收藏有浓厚的兴趣，除此以外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和女儿玛吉生活在一起，旅行、交谈、散步、坐在一起相视无言。二人之间融洽的父女关系令人称羡，他们对世界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远离聚会的人们，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橡树下放着长椅，具备庄重的气息，落日透过稀疏的枝丫洒下阳光。我们可能和其他人一样奇怪，他们是不是太严肃了，而生活的内容是不是过于贫乏，缺少如林中落下的阳光斑点一般绚丽而迷人的东西。
沃顿夫人对作家说：“你把《金碗》里的四个主要人物都悬在空中，这是想做什么呢？当他们不是彼此对视的时候，不是相互搪塞回避的时候，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活过一生，必然要拖带着人性的花边，可你为什么把他们身上的统统都给剪了呢？”他心神不定地答道：“亲爱的——我并不知道我是那么做的呀！”
詹姆斯也许在这方面具备普鲁斯特般的相似性，那内在的世界才是更丰富更值得玩味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们都羡慕那样的父女关系。能够有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所在，不受他人的干扰，能够畅所欲言，将心灵中的所有内容倾泻出来，不必担心会被忽视，会被冷漠的对待，更不必担心会受到嘲笑与羞辱。两个人的感情、智性几乎是相通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就得到了理解。我们几乎要相信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本真的世界，因为这对父女仿佛就生活在那样的世界中。
当谈论年轻人的感情，不会说“你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不要让我操心”之类的话，因为自信儿女有足够的能力或心愿能够找到自己情感的彼岸；更不会说到工作相关的生存，因为这个问题不存在。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现象世界”的芸芸众生，工作和生存才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无论子女是二十、三十还是四十，我们都时时关注着他们的工作。魏维尔先生就像是《沟中小蛙》中的勒热纳老先生——故意受骗，只为让残疾的侄子早早体会到成长必须经历的“共同承担失望带来的痛苦”，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他几乎不发表意见，几乎像苏格拉底一样只希望当个思想的助产士，就算是反对的意见也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女儿成长的土壤。
也许玛吉对父亲的依赖和关怀皆源于此，她征询父亲的看法，嫁给王子。随即就由于婚姻带来的陪伴父亲的缺失感到愧疚，她几乎是安排了父亲的婚姻，魏维尔先生完全是因为对玛吉的爱接受了婚姻，“所汇集的重点是自己未来要把父亲的这个角色做到使玛吉越来越觉得并非她弃他不顾……使他的孩子不烦恼……他真不晓得这辈子有想过哪件事比这个更快乐……但是单单要为他自己而想到此事，是不可能的，一点儿都没错。不过，为了他的孩子而想到此事，那可就大大不同了。”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夏洛特的爱，如果有爱的话也是因为女儿。这几乎有些冷血，对夏洛特何等的不公平，虽然说她大致上也是因为自身的困窘、对方的财富这方面的因素接受的婚姻。
我忍不住想到康德，他所推崇的真正的自由就是听从自身纯粹理性的声音，不把理性当作工具，而任何外在的干扰、诱惑、威胁、利益、兴趣、欲望这些东西都无法将理性抽离自身。对于魏维尔先生，他理性的最终目的就是女儿，他生命全部价值的所在，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女儿的幸福而非自己的，康德看到的话将认为是一种值得赞赏但并不纯粹的道德。魏维尔先生会反驳说，女儿并不是外在于自己的东西，而就是自己的内在，自己的理性，和他共处在同一个灵魂世界中，他所获得的就是哲学家所说的纯粹的自由和纯粹的理性。
这和人人都向往的最高程度的爱情和婚姻无疑具备某种相似性，一个人寻找的并不是外在于自己的另一半，而是前世的自己，是灵魂转世归来的自己，那爱情的另一半是自己的分身，弥补今生的缺憾、不足、纠结、遗忘的记忆，消除妄想、幻念、对物质或精神偏执的贪欲，让我们更加完整。婚姻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意味着回归最本己的自身。但魏维尔先生其实并不理会这些，一切的道德、理性都将化为乌有，只要女儿的生活一切如常。
当玛吉发现两段婚姻中的裂缝，她千方百计地寻求消解，寻求弥补，让王子和夏洛特体面地知难而退。我们几乎看不到魏维尔先生的反应，但是我们不能天真地假定这位父亲一无所知。
在《迷魂记》中，斯考蒂受聘跟踪同学失心疯的妻子玛伦，后者的一切行为都无法用理性解释——在宫殿里对着祖母的画像看几个小时，去墓地，去旅馆，跳水自杀，将梦境与现实混淆在一起，不知道自己曾做过什么，告诉斯考蒂锯断的树桩上记载着她的出生和死亡，等等。这时候尽管不情愿，也只剩下一个解释，存在着某种阴谋，因为不可解释的东西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存在。与这种确定性相同，，魏维尔先生和作为读者的我们一样清楚生活的湖面一定有所波动，他只是不动声色而已。
为什么？也许做父母的，对待子女，真正的牺牲就是装作一无所知，放手，让他们自己迈过生命中注定会层出不穷的沟沟坎坎，也许这是真正的智慧。魏维尔先生具备可贵的节制，女儿生怕一点点的异动都会“晃动他们珍贵的平静生活”，但他从未哪怕有一点点表明自己有这种担心，只是一切如常般谈论他们的生活、夏洛特、王子，有时拥她入怀，相伴去公园散步，以此表明没有什么能够难倒她，一定都会过去。魏维尔先生就是玛吉的定海神针，就算发生滔天的巨浪也不用担心会被毁灭。他不用假装说已经知道了王子和夏洛特的私情，只用说如果自己和王子出国，女儿会不会好过；也不用说出来找小王子其实并不是两个人的用意，只是找个机会能够单独在一起。“他一个人在那儿更加了然于胸，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惊扰他，伤害他，但是他知道，也感受得到其细心的程度。”
在玛吉感到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四个轮子支撑的马车仿佛随时都会分崩离析，魏维尔先生坐在小王子的小床边，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玛吉猜想他父亲是否真的在睡，或许因为知道她来了，所以故意保持安静。”她把它当成一个“他忍耐着不问任何问题”的象征，幸运的是，父亲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女儿回到自己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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