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二、陆九渊的被逐
三、刘清之“以道学自负”案
四、王淮罢政的过程
五、周必大与理学家
庆元初，党禁已兴，必大退休在家，朱熹也遭“伪学”之禁。此时的必大想替宰相吕夷简翻案（即吕夷简与范仲欧阳修之间的第一次“朋党”旧案）。必大从吕、范后来“和解”入手，强调吕逐去范、欧阳修是受到士大夫误解。之所有想替吕翻案，实情是他想替自己辩解。他被职业官僚集团称为庇护“道学群”的罪魁祸首，道学派也批评他对政敌过于妥协。他把自己的失败与“道学”树敌连在一起，同时他继承了北宋以来的儒学主流，认为在仁宗时期，“道学”尚未出现，欧阳修不可能运用“学道”这样的语言。
朱熹深知必大之意，对他在“禁伪学”之际仍不放过“道学”二字忿忿不平。两人在信中似乎是在争关于“道学”的历史考证，实则是为各自的政治立场辩解。
在最后作者将讨论必大与理学家的政治关系。
吕祖谦《与周丞相疏》云“异时公之志得伸”，他认为必大得除相位，朱熹便有可能复出，反映了理学家在政治上对必大的信任与支持。朱熹《答吕伯恭》亦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意思，希望必大能说动孝宗，开辟新局势。这是“得君行道”的集体意识的再一次表现。理学家在“义理”问题上持论极严，在政治上却是“从权”思想，没有独家包办的妄想。朱熹反对用“义理”为决定政治人才的标准，完全可能接受理学以外的儒者作为“得君行道”的中心。
淳熙十五年，周必大继王淮相位，理学家群和他结成了政治联盟。作者将用若干事实说明这一联盟何以终于失败。王淮罢政之初，陆九渊在《与罗春伯》中提及对周必大与朱熹一系理学家之间关系有严重影响的林栗弹劾朱熹事件，用“自家屋里人，自相矛盾”说明理学士大夫中有人将林栗当作自己人，如陈傅良。林栗奏劾朱熹在最初是起于学术思想上的争论，林栗与朱熹分别代表了宋代的儒学旧编外与理学新潮，处处针锋相对，加之林栗与朱门弟子詹体仁之间有关“庙号”的争执，在朱熹除兵部郎官后，林栗向朱熹发动了攻势，援刘清之案用“道学”二字定朱熹之罪.此时王淮去位不过一个月，依附于王淮的”群小“，利用林栗”狷急“的弱点，从旁煽风点火，将事件上升到”道学“的高度，林栗也从理学家的思想敌人转变为了政治敌人。
此时必大虽已执政，但王淮的职业官僚仍多居要津。王部对他不满，伺机反击，朱及门人对必大亦有微词。朱熹不满朝廷面面求圆，不能断然秉公处理。在必大去职九个月前，朱与必大政治关系也结束了。李心传用“拱嘿无所预”概括了必大的政治作风。朱熹与必大的根本政治分歧是朱熹主张“大更改”，必大是缓进论者。
林立一案是王淮系统下的官僚集团阻止朱熹进入权力中心的合谋行动，也是间接向周必大反攻的一个信号。林案并没有造成理学家群体与必大的政治联盟的解体。
在必大执政之初，权力基础薄弱，尚不能取得台谏系统的配合。在王淮系统的官僚集团指斥周必大与“道学群”结为“朋党”（简称“周党”）之时，孝宗指责王淮擢用的旧人是“王党”，也证实了王淮去位后影响力仍在。在光宗即位后，“王党”集体力量有明显的回升趋势，光宗最信任的人知閤门事特立（即“近幸”），而周必大与他的理学家联盟失去了孝宗在位时期的绝对优势，“王党”利用“近幸”的全面反攻，至必大罢相，谢锷与尤袤被逐。所以“王党”的复盛与理学集团力量的相应下降，都可追溯到姜特立的关键作用。陆九渊《与朱熹书》和陈亮《复吕子约》可与《答刘晦伯》的记载印证。光宗即位后，“王党”的活跃与理学集团受挫是一大政治特色，也是两者冲突激化的一个开端。有关冲突的根源以及历史过程将在下章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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