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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继续讲土星，“一个家伙踢在口里吐出的香口胶残渣上，竞踢裂了趾甲。地、地狱啊2”

“是够意思。”我隔了两秒附和道。那时候我早已学到了各式各样——不下三百种——附和方式。

“太、太阳小得很，小得就像从外场看放在本垒上的一个稿子，所以总黑麻麻的。·”他叹息一声。

“大家干吗不离开呢?”我问，“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总之我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样贮存好几个这样的地方。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现出房舍，传来人语，甚至感觉得到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徐缓然而实实在在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烦地说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灰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面的两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1969年春天，我们都正20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的烟。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碾死在纸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