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身边的文艺：红楼和常玉（Sanyu）

西门红楼

台湾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不算很辽阔的面积，有山有海。出门走几步路，搭上捷运，准备好体力和心情，然后就可以迎接许多惊喜。

元宵节前我和朋友们想去看电视上不断报道的“台北灯节”，所以我们去西门町凑热闹。

步行街

看着捷运地图上的“西门”、“北门”这样的字眼，脑子里总是在想“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完全是一个中文系学生的“职业病”。

灯节不尽如人意，附近的西门红楼却引人注意。建于1908年的西门红楼，由八角堂、十字楼，以及两旁的南北广场共同组成，夜灯中暗红晕染，人潮汹涌。

红楼一角

1882年，清光绪八年，英国女性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伦敦出生。在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先锋”的作家出生的同时，台北城墙开始兴建，准备着酝酿一个崭新的城市梦想，此时西门似乎也只是一个城门。

清代西门

1895年，日人领台。十二年后日人规划西门市场重建计划。1908年12月，西门市场八角堂——红楼建造完成，西门町成为日人移住的专区，并逐渐辐辏万华、大稻埕、城中心，成为娱乐中心和都市商业品质示范地。四五十年代，先后有沪园剧团以及之后改名为红楼书场的大众剧场在红楼成立，许多越剧剧团也在红楼长期演出越剧。直到90年代，红楼逐渐没落。

八角堂历史墙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十字楼和南北广场的违章建筑被一场大火烧毁。而这场大火之后，西门红楼却开始从一个世俗的娱乐中心，逐渐转变为一个值得一提的文创集合市场。

生长在身边的文艺：红楼和常玉（Sanyu）
文创徽章 八角堂中的茶坊 文创小店

在我的理解中，文创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精神。

文创常常以故为新，将过去的美用现代的形式呈现出来，让那些存在于时光和泥土中的故事、艺术和人回归我们的日常。

它可以繁复，也可以简洁，可以以一种概念为主轴发散创作，这种概念将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宣扬它的存在；也可以像个杂货铺子一样，狭窄地走入它，豁然开朗地离开它。

快闪店

在众多文创铺子中，名为“常玉玩美生活”的快闪店（此店营业时间只在2018年1月16日至4月8日）让我们几个流连许久。

那些用常玉的画制作的明信片，呈现出细腻的画面肌理，像黑甜的梦一样的大色块运用，在暗蓝的天、锈红的地之中奔跑的斑马，极小的瓷花盆和蓬蓬花枝造成的强烈对比。

《斑马》 《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

印着画的明信片，让我忍不住挑了一张又一张，怀着极为激动地心情想要分享给远方的朋友。

Sanyu

常玉出生在1901年（一说1900年），1920年和徐悲鸿、林风眠以留法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巴黎。1938年因为兄丧返国，这之后他的生活也开始变得艰辛多舛。如我们印象中许多潦倒艺术家一般，创作，失望，再创作，再失望。

常玉的画中，常常出现插在瓶中或长在盆中的花，出现在纯色的背景前。如《菊花与玻璃瓶》、《腊梅》、《枯枝》，和那幅在香港苏富比拍出5330万港元的《青花盆与菊》（Potted Chrysanthemum in a Blue and White Jardiniere）。

《青花盆与菊》 《菊花与玻璃瓶》

还有一些画中出现憨态可掬的花猫，如《猫与乌鸦》、《猫与雀》、《花（猫）》，和一副画在镜子上的油画《黑猫与玫瑰》。

《花（猫）》

另外，常玉的裸女画，也极富柔美、神秘和盈润的美感。

而最引起我共鸣的，是常玉在抽象宏阔的大色块中，细致描绘出的马。

人们喜欢徐悲鸿的马，它们笔触苍劲，弧度富有弹性，落拓奔突。而常玉的马，在苍茫的梦境大漠中，或相依相偎，或漫无目的地奔跑。

《马》

它们是在奔腾，但人们永远不知道它们将去向何处何方。表达的也许是一种客居异国的游子心绪，也许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彷徨。

从富商公子到潦倒画家，常玉的一生不算漫长，而且经历大起大落；花，鸟，小猫，青瓷盆，马，这些画作主体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童年的迷惘、稚拙的伤悲和梦境一般的浓郁与抽象。

Sanyu 红楼初建

西门红楼，自1908年至今，经历风雨已逾百年。生前坎坷而身后瞩目的画家，在人世的无常变幻中消失了踪影。

某一天，人们再次想起百年前奠基时砌下第一块砖，也再次发现曾被人遗忘的画中崭新的美感，尝试让传统诉诸现代，令艺术回归日常。

我喜爱这样的文创，因为它告诉人们，文艺不仅仅是阳春白雪，也不是文青独享，更不是由学院派掌握话语权，文艺可以存活在集市中，它恰恰生长在我们身边。

                                          三月八日  晚十点

《青花盆中盛开的菊花》图片

《青花盆与菊》图片

《菊花与玻璃瓶》图片

以及常玉相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