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生于1864年，作为社会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为我们所熟知。韦伯一生都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是这项宏大工程的伊始之作，也是作者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该书流传甚广，仅在我国便有二十余位学者所翻译的不下十种译本，由此可见其知名度与重要性。
与另一位社会学鼻祖卡尔马.克思不同，韦伯并不旨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物质层面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而意图在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中来寻找资本主义的成长踪迹，即从西方基督教所规定或推崇的日常生活伦理层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当然，韦伯并不是想推翻经济史上各路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在物质基础上的论证，而只是希望从另一面考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渊源，这在书中上部的最后处已明确指出，也是我们阅读全书所必须把持的一个态度，否则偏见和误解就是在所难免的。
韦伯在书中前言指出，世界诸文明中很多文最明都有着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绚烂多彩的艺术、以及比较丰腴的物质财富基础，但只有西方文明繁衍出了有规范形式的自然科学、带有数学特征的艺术创作技法、以及最重要的理性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联想式的类比虽然不是在逻辑上有效的证明，但至少也彰示了西方文明中确实有一些核心的东西，使他们的文明在发展的路途中走上了不同于其他文明的方向。从学术史上看，这个核心的东西可以归结为西方的形而上学——神学传统，韦伯的研究路线也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基督教——而展开的。
韦伯书中研究所欲论证的是：现代理性型资本主义精神及其文化中包含着一个本质要素就是从基督教禁欲精神中孕育出来的，给予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他借富兰克林之口描述了该资本主义的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天生能够繁殖......”无疑这是古典时期资本主义最明显的特征，但这种精神并不做出一种纯粹唯利是图的道德价值判断，因为依靠经济理性（本质就是工具理性）而运作的经济活动不会为自身设立一种道德取向——营利不能作为人生的目标，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只是纯功利性的。如果概括一下这种精神，也可以将其表述为：在一切合法合理的前提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尽量赚取最多的金钱。
在韦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此种特征已经是一种既成的事实，尽管它未对人们的生活做出一种道德价值上的规范，但在这种精神之下却隐藏着其自身特有的一套道德伦理，考察此种道德伦理及其对人所造成的在心理层面上的影响也是韦伯的初衷。韦伯的工作开始于对西欧及美洲资本主义国家中财富在不同宗教群体的分配状况考察，考虑到他在1897年由于神经问题而离职，之后一直在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休养，1904旅美并发表该书，在这些生活经历中他对于不同地区及宗教群体的大量观察和感受，也为这部书的比较式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在这项考察中，可以发现在同等经济水平地区中，新教徒的平均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天主教徒，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不同信仰之间所推崇或规范的生活伦理的不同，进而也带来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法。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能否得到救赎。天主教徒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托付于教会，完全按照教会的要求生活，上帝的恩典自会救赎他们。这种对救赎的确保使得天主教徒对彼世的期望和依赖成为其生活的动力源，为了来世而奋斗成为其人生首要任务，但这种为来世的奋斗却并不是在此世刻苦劳作（当然也要劳作），进入来世的关键在于良好的信仰和善工。一方面此世的享受根本不能跟救赎和天堂相比，另一方面贪婪也是道德上的大忌，追求此世的享乐为教义所斥；再者，考虑到早期基督教形成时也包含着一种苦难崇拜的成分，早期基督徒对现世的绝弃以及对末世审判的期盼，尤其是保罗的众多言论，来世与现世的地位在天主教徒的心中自分高下。这样，天主教徒虽然提倡禁欲，但却是以一种出世的态度来实行的∶信仰比劳作更重要，劳作的产品只要保障自足就可以，剩下的时间最好用来赞美天主或祈祷。在这样的生活态度下很难进行资本积累，再加上罗马人朴实的农民性格，自给自足或许就是现世的一种最好的生活状态。并且，赎罪券的贩卖必然地扼制了入世禁欲的可能性，也压缩了民间的资本积累。当然在事实上总有例外，即便禁欲或节俭，只要还是考虑到将来的生活，生产就必须要维持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之上，慢慢的还是形成了资本积累，例如方济各会即使强调修士个人的守贫，但拥有完整生产模式的修道院还是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中世纪堕落的教廷则更不必谈。
我们要是看看今天的天主教国家，尤其是南方天主教国家，其经济水平也还是不如北方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的工业中钢铁和机械制造传统工业居多，而高新技术产业相比德、法、英还差不少，而南欧国家普遍都在为债务问题发愁，这也说明他们在现世中缺少对现在的计算和对未来的筹划。
相比天主教徒的出世型禁欲所导致的缓慢资本积累，新教部分教派的教义和伦理观无疑更利于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也是韦伯在本书中讨论的主要课题。
这个课题的渊源始于路德对圣经的翻译，路德本的圣经是世上最早流传于民众且非公教会钦定版本的圣经，它对于德语和德语文学的伟大意义已毋庸赘述。而在韦伯的考察中，这个版本的圣经对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伦理贡献甚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职业”这个词及其概念。德语中的职业一词“Beruf”包含的更多意思是“天职——上天所交付的使命（Aufgabe）”。即便在现代世俗的使用中也用它来称谓具体的分工职业，但最初这个词明显带有天赋的涵义，更贴近英语中的calling，而不是profession。韦伯指出此“天职”概念对所有的新教做出了一个影响：摒弃了天主教将道德诫命区分为“命令”与“劝告”，转而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俗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
但是，路德是从体验与感觉出发对圣经进行理解并实践信仰的，路德派没有通过理性为信徒寻找一种稳定的生活伦理。单单凭借感觉、缺乏系统的计划和安排使路德的“职业”概念未能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在路德派那里，职业还是人因神的旨意而接受并从事的工作，而没有把职业劳动提升到一种由神所赋予并应积极完成的任务或使命的高度。路德自己凭借着出色的天才使其保持在自由之中，但路德派众多的普通牧师和教徒只是暂时被从自然状态中救了出来，他们没有能力保持一个始终坚定的信仰且在一种自由的环境中寻找并实践一种确定的道德，他们很容易堕落回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不可能产生具体的职业和分工。
而对于这种职业观的完成，事实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必然要求，这项工作由加尔文派和清教徒承担了。加尔文派神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救赎上的预定论，即凡得救之人皆为上帝预先所选定，这种思想来源于奥古斯丁，他认为人因为原罪失去了向善的能力，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宠信仰基督，而这恩宠是上帝赋予选定之人的，剩余的人还处于罪恶中，注定遭受神义的惩罚。在路德那里，上帝的恩宠即便获得后，也是有可能丧失的，但在加尔文这里正好相反，恩宠是由选定所稳固确保的，这样，对加尔文教徒而言上帝的救赎仅关乎于自己是否是被选者，检证自己是否为被选者成为其宗教生活乃至人生的头等大事。但上帝不会以尘世的任何手段透露自己的意旨，救赎和永死都是早先预定的，人的理智无能为力，人无法通及神秘之领域。加尔文教徒无法通过上帝的意旨确知自己的救赎，但他们相信上帝的恩宠必定也降于现世（清教更是如此），现世的成功必定是恩宠与选定的一种表现，因此其获得救赎渴望的亦促使他们求得现世的发达，加尔文派的入世基础由此产生，何况，在现世一切的勤奋工作是为了增耀于上帝，增加天国的财富，这必定为神所喜。理性且安分地从事自己的“天职”成了加尔文教徒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分工式的劳作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再者，努力劳作占据了享乐的时间，被动地促成了生活上的节制，工作成为锻炼禁欲的有效方法。由此，入世禁欲——刻苦工作且节俭生活——造成了财富的大量剩余，民间的资本积累在此产生。
在加尔文派之外，清教文化也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关键成分——信用。清教徒对信仰中的情感因素极端拒斥，严格的信仰和理智为他们带来严格的禁欲生活，其程度似乎能够匹敌天主教隐修僧侣。清教和加尔文派都产生于受迫害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对于他们来说非常薄弱，尤其是清教徒，他们一再告诫：不要相信任何人。而令人尴尬的是，就是在这种不信任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中信用这一概念。信用是一种对信任的异化，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只是凭借人所拥有的外部资产审度一个人的信用水平，这是对人的道德的最大否定，信用仅仅被固定在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外在物质基础上，而不是一个“人”（person）本身。因此，信用本身也成为一种资本，一种外在于人的东西。在单单谈论这种信用时，我们可以避免一切的道德价值判断，韦伯在书中一再地强调“价值判断无涉”也因此而可能，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征。但比起道德上的堕落，将人剥离于道德之外更是一种人性的堕落。早期资本主义伦理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诚实为最上策”，而这种伦理观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而慢慢消失掉，积累一种外在的信用保障才是最重要的。由信用概念衍生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借贷方式——不依据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以及信任的情感来判断而是考虑一个人能够抵押的资财或者投资回报的预期水平而进行决策——成为了金融行业唯一的准则，这种制度规避了风险，提高了资本运作效率，从功利的角度看几乎是百利而无一害。但如果称呼这种信用为泛滥在成熟资本主义中的精神，那么实际上它只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不是人的精神，将其称为精神还是否恰当？
从整体看来，新教各派的伦理规范加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成熟，其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理性的成熟，从文艺复兴所播种的萌芽，到启蒙运动所收获的果实。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现代性所促成的一种体制，反过来这种体制也维护着现代性的持存。但启蒙运动所弘扬的那种理性，尤其是百科全书派大力发扬的这个理性，在一系列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可以看得很明显：这种前启蒙时期的理性不是健全的人的理性，而是人的理性对外部事物进行使用时的表现。所以才有了工具理性及经济理性等概念，这种理性排挤着人自身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工业革命、行业分工不断压缩着人的工作领域，人不再了解生活中的各种产品，人所要学会的仅仅是使用方法，人自己也只成为一个发动机——工具的一部分。而韦伯在书中末尾处也指出：断绝浮士德式的个人全方位完美发展的念头，而专心致力于一门工作，是现今世界里任何有价值的行动所必备的前提。而在现代世界里如何考量韦伯在此所说的价值，则又是一项艰巨无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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