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晋世家篇

读《史记》——晋世家篇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以强欺弱，互相残杀者不计其数。观晋国盛衰史，可见一斑。朝代的更替，似与树木的繁盛与枯荣，四季变换相类。由盛及衰，总有痕迹可循。实在是像晋文公这样的明君不常有，是故朝代的兴盛亦不能持久，最终无道昏君驱着历史的车轮拐入下一个朝代。

晋国终因几任君主苛刻又无道，致臣子瓜分国土，晋国灭亡。往事暗沉不可追，但是隐没在历史烟尘中的感人事例依然熠熠生辉，更不乏至情至理、至仁至义之处，择一二以记之，深以为感。

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赵盾曾于桑下施食与饿人，其人示眯明，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义之。已而，晋灵公饮盾酒，估甲将攻盾。示眯明此时，为晋之宰夫，恐盾醉之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觥三行可以罢。”盾既去，未及难。灵公伏士未会，纵狗，明为盾搏杀狗。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

虽一食之恩，未敢忘，继而危难之时，舍命相报。此为“义”的最好诠释。“义”不分高低贵贱，实为超越物之限，而发自灵魂深处之义气，亦有为大义而舍命之人，更为古时人人所景仰之英雄本色。而现今社会，物欲横流，人情淡泊，不说舍命，竟以诚相待者寥寥无几，细思量，唯戚戚焉。

现今物足且易得，即使人脉不广，亦能生存。故“义”之渴似不存焉。反之财之渴愈强。财似全能也，以换物，以换权利，其用简单、粗暴，一目了然。则人谋之，欲壑难填，卒“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也。为财而死之人，不计其数。而世风日下。

夫是以孔子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今目只及财，无有其他。修为之人，更是寥寥无几。以至于严以对人，宽以待己之蔚然成风。其无视他人之付出，且常苛责于人，而非感恩于心，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可悲可叹！

韩愈曰：“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也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

常见他人之短，但凡见人长处则耿耿于怀，只恐强于自己。如此狭隘，又岂能知恩图报？

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晋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 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曰：‘蒲城之事，女斩予祛。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锯之馀，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于君。且管仲射钩，桓公以霸。今以事告而君不见，祸又且及矣。’于是见之，遂以吕省、郤芮之事告文公。故文公未及难。

重耳多磨难，一生颠沛流离，六十二岁才得以回国为君。其为君全仗众多拥护者助之。众人之所以拥护，只为其是至诚之人。此文亦可见其容人之雅量，怨则怨矣，换位思考，为大事计，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得以闻忠言。

故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纠结于眼前，辩证地看事也。则善与恶亦会随时间而转换。世上本无彻底的恶人，也无彻底的善人，恶人亦有良善之面，不然彼时为恶自有无奈之处也。彼时之重耳，恐亦曾作如此想焉。

三、忠：国之利益重于生命

晋灵公侈，且易怒。宰夫胹熊蹯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鉏麋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麋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彼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高于一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盾知灵公易怒，一旦怒，则生死只在其一念之间。盾却舍弃个人安危，以国之利益为重依然冒死进谏，且一而再。做明君之臣子易，做昏君之明臣难。佩服盾之大忠与大勇。而鉏麋忠而无谋，处于两难之间，自杀身亡。徒然叹息，鉏麋的忠为次等的忠，懦弱的忠，明知君命荒唐，不敢谏，而择死。

忠亦有上下等，更次等的忠，则不管君命如何荒唐，只管推进，招致民不聊生。宋朝时，宋神宗听从王安石的建议，实行变革，其中有一项青苗贷，百姓无法还贷时，则没收田产以充数，终于很多农人背井离乡，居无定所。可是，各级官员在王安石的威逼下，不管百姓疾苦，强行推进变革，致宋朝国力更加衰微。官员之举，似是违心，是愚忠，实则是伤国伤民的不忠之举。

忠义之士，可遇不可求，唯其难能可贵，才记入史册，堪为楷模。

读史能明志，读懂《史记》中的各色人物，也就会明白司马迁作史的良苦用心，警醒世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