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陶渊明

那大概是公元365年前后，有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上，虽然当时已然家道中落，但毕竟是贵族之后，所以便和寻常的孩子一样，读书、识字。

家里一定希望他日后能谋得一官半职，恢复祖上的荣光。中国人管这种期望，叫做光宗耀祖，在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然也不能例外。更何况，他是家中独子。

大概又过了十二年，在中国的历法上，十二为一轮回。这时候他的父亲去世四年，庶母也离开了他，并给他留下了一个年仅九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自此家道中落变成了贫困，这种情况一直又过了八年。

这八年来，他们兄妹一定过得很苦，因为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儿，和一个刚刚弱冠的男孩儿，恐怕没有什么生计来源。鉴于那个年代的人应该纯朴些，他们在变卖家当之余，可能受到许多接济，如此才能生活。

我不知道如何给他的身份一个合适的定位，每个人的身份似乎都有定位，如工人王大、农民赵二、宰相李三、土匪孙四之类，可他没有职业，介于他一直读书，姑且叫他读书人。

于是这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人生中最大的难题，为了生计，他需要做些什么，比如当官。读书人在那个年代能做的正经职业，也只能是做官了。虽然这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也是他父母曾经期望的，但是他不想做官，甚至是厌恶。

但他还是决定出仕，为了生活。

他二十岁踏上官场，做过许多小官，期间无数次忍受不了辞职，又无数次因生活的贫穷再次出仕。他二十九岁做江州祭酒，比起之前的官职，这个不算小了，大概算是现在的副省级干部，这个职位他干了几个月又不干了。之后他又干过了两任参军，但此时他的生活似乎好了些，所以他很快又不想干了。

后来很多人认为他不做官，是因为不得志，其实不是，他只是不想干了而已。

然后，公元405年8月，他做了彭泽令，这是他最后一项官职，他做了三个月。我想这一定是他最痛苦的三个月。

一方面，二十年的官途让他渐渐习惯；一方面，他心中读书人的血在告诉他——不能这样。他一定想过就这么过下去，凭借他的才华，官职可以越来越高，也能够青史留名，当然顺便光宗耀祖。不过，还好，他没有这么做。

三个月后，他的妹妹去世。一瞬间，悲痛袭来；一瞬间，灵台开明；一瞬间，心中已定。于是解印辞官，归隐田园。

这一年，这个叫做陶渊明的男人，四十岁。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但是，和人们想象的不同，此时已经薄有家财，且归隐田园的他，并没有就此安逸快乐的作诗，在黄菊美酒中安度余生。仅仅三年后，一场大火烧掉了他所有的财产，生活再一次穷困潦倒。此时无数人请他出仕，无数人因仰慕而送来财物，他都拒绝了。贫困已经无法成为阻碍他享受生命的理由。

自此穷困潦倒，连鞋子也穿不起的陶渊明快乐的生活着，他洗好喝酒，但有朋友来必定痛饮，喝到醉了，便和朋友说“我醉了，要睡觉，你走吧。”何等洒脱。他的朋友接济他，他不要，朋友便找个理由给他送来两万钱，说是在他家喝酒所付的酒钱，结果他转手全部扔给了酒馆，说是日后喝酒便从其中扣除。

这种奇闻异事在他身上屡见不鲜，他有两晋名士的风骨，却没有两晋名士的浮夸，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喜爱生活的人，一个由曾经的痛苦中找到了快乐的源泉，从此不想再一次踏入痛苦的人，这是最好的生命形态。

陶渊明一生文章其实不多，对于一个文人来说，诗文总计一百三十余篇实在不多。可这些诗文，每一篇都有饱满的生命情感，每一篇都有一种力量从心中迸发涌动。他的文章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一篇代表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一篇代表了他由外而内的最重要的一次升华。

陶渊明是个读书人，真正的、纯粹的读书人。但他不是儒者，他距离读书人独尊儒术的日子已经有那么一段时光，但他仍然不亲近儒家思想，而实际上我更认为，他是老庄之后，道家的继承者。比之后来道教的发扬者们，他更有资格继承道家。所以他同时也是个哲学家。

但他从来不宣扬自己的哲学，或者说从不有意的大篇幅宣讲思想。他只是写诗文，他的思想和哲学是从诗文中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的。当然，这本身并不是他写诗文的目的，就好像《归去来兮辞》从来不是劝导人要归去，他只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怀，这种情怀在无意间引起了文人天性中的共鸣。这便是“弗为而为”的境界。

他写《桃花源记》，也只是内心深处的诉求，一种对彼岸生命状态的求索，桃花源究竟是否存在？当然，它存在于陶渊明的内心，存在于我的内心，存在于中国或者世界所有还拥有艺术人格者的内心，是所有文人心中最至高的神圣彼岸，而非是在这红尘俗世之中的某个长有桃花、流有溪水的旅游胜地。

有些事情令人惋惜，但细思起来又觉得实在寻常，甚至理所应当。这么一个陶渊明，生时颇有名望，死后却被人忽略了很久，虽然《晋书》《诗品》中略有提及，但对于陶渊明这样的人来说，似乎篇幅实在太少。

倒是唐朝几个伟大的诗人曾经写过几首诗，其中李太白“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两句很好的概括了他的前半生的无奈，第一句说明他的个性，第二句说明他做官的原因。尤其是“为无杯中物”一句，是说陶渊明，又何尝不是说李白自己？这两个道家思想最虔诚的传承者，两个最纯粹的伟大诗人，就这么隔着历史的长空轰然碰撞在一起，然后融为一体，难以分割。

相比较而言，王维的《偶然作·其四》中，用另一种笔法书写了陶渊明，很显然这也是托物的写法，借陶渊明来说自己的心思，可看来却与陶渊明本身的性格还有一些差异，也就难以形成比李白更有力的碰撞。因为陶渊明绝不会有“肯愧家中妇”的想法，他的俗情形态已经从庶妹去世之时戛然而止，他的生命走上了一条比当时的王维更高层次的道路，所以他连“肯”也不愿意“肯”。

当然，虽然在这个时候，文人们对于陶渊明还是偶有提及，但是他们似乎并不那么重视，至少陶渊明并没有走入大众的视野。他死后就像死前一样，隐居在这茫茫人海之中，不争不逐，安静的看着时代的变迁；看着文化的融合、佛教的发展、南北朝的气象、盛唐的群星璀璨，一直到宋朝文人群体的出现。

宋朝文人对于陶渊明的推崇是高于任何时代的，他们不但是在诗文中借其托志，而是从其文章的根本上来肯定他，对于他的评论在这个时代脱离了他的本身的人格，而重新回归了他的作品。

在这些文人中，地位最高的、最著名的有三位，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言“吾与诗人无甚所好，独好渊明之诗。”

苏轼和陶渊明颇有相似之处，当然不相似的地方也很明显，至少他不穷困，他也更加喜爱从更多的外物中获得情趣，也因为他的官职更加重要，所以对于归去与否的抉择更加艰难，但苏轼也是个真正的文人，所以他的心中有一片桃园。

似乎从陶渊明开始，每一个中国文人的心中，就都被种下了一片桃园，无论他们对于名利舍与不舍，总是在某个寂静无人的夜晚，默默的心向往之。

同为文人的欧阳修和王安石也对陶渊明的作品极为推崇，欧阳修就曾言“晋无文章，唯陶渊明。”王安石也曾道“陶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唯此一人。”

要知道，他们都是官居一国之相的人物，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下文人代表。苏轼至少还是从个人喜好上来说，可他们两个却直接把陶渊明公然提拔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

要知道，他们说的是晋宋之间，那是每一个后来者单凭想象就心中激荡的时代，即便是现在，你想到那些被拿来和陶渊明比较的人物的名字，仍然能够感到一股浩然之气扑面而来。他们中有嵇康阮籍代表的魏晋名士、有李白杜甫代表的盛唐群星，可欧阳修和王安石却认为，陶渊明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一。

为什么会是这样？只因为他们是文人，虽然他们生活中官居高位，以致身不自由，但在他们的心中却有都有一份桃园之志。他们虽然不能效仿陶渊明的洒脱，但并不妨碍他们对陶渊明的羡慕和向往。

陶渊明和李白是无法以高低来比较的，可实际上并非人人都能效仿李白的纵情任侠，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效仿阮籍的灵堂饮酒和嵇康的法场抚琴。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效仿陶渊明早年的归去田园。

但，但凡文人，却都可以在心中为自己留一份至高的、未被红尘侵染的彼岸。

这片彼岸开满桃花，溪水潺潺，这里有情有景，无争无逐，不为名来，也不为利往。这里是中国文人脉搏未息的根本，这里有李白的美酒、苏轼的江月、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大观园……

煮酒谈茶色，

嬉笑悟苦禅。

常屠心无刃，

时狂性本谦。

莫以德缚欲，

任其且自然。

虽无长生气，

已是大罗仙。

——三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