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志斌先生在《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里统计的信息可知，从公元前674年到公元1840年，历史上有记载的各类“疫情”暴发记录共有826条，平均下来，基本每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具有一定影响力，足以记载到史书上程度的“瘟疫”。

如此高频率的灾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以古代得个感冒都容易致死的医疗水平，面对这种“看不见的杀手”，他们有哪些应对措施呢？

这种大规模的疫情，又会给他们造成多大影响呢？

这两个问题，曹操很有发言权。

【篆书“疫”，古人认为疫病是鬼神驱使传播的疾病，所以疫字的构成是一张病床+役使】

一、古代疫情危害有多大？亡城灭国、改朝换代，亦是寻常事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二十万从江陵出发顺长江东下，打算一举灭掉孙、刘联军，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

那时候的曹操意气风发，在他看来，这场战争的结果早已注定，没有丝毫悬念。

但现实，却给了曹操狠狠一巴掌。

据《资治通鉴》记载：时操军众，已有疾疫……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太半。

按照史料的说法，在赤壁战役决战打响前，曹操的大军就已经感染上了疫情，这或许也是迫使曹操渴望速战速决、急于求成的一大重要因素，《三国志》上面是这样说的：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从这个“大疫”、“吏士多死者”我们便可以看出，这场未被《三国演义》记录的“瘟疫”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场大战结局的最终走向。

除了赤壁之战期间发生的疫病外，建安年间还发生了7次大的瘟疫，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发生的大瘟疫，巧合的是，那一年，曹操又率队去打孙权，然后又被击退了……

不得不说，疫情对曹操的霸业之路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中国人口史》一书中曾经做过一个推论，里面提到黄巾起义爆发前，东汉大约有五千九百多万人口，而到了公元221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暴发四年后，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一千一百多万，到公元280年，人口才恢复到1616.3863万。（前半部分数据出自《中国人口史》，结尾数据出自《晋书地理志》）

诚然，这里面损失的四千多万人口是东汉末年以来诸侯征战、瘟疫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但建安二十二年暴发的那次瘟疫造成的破坏力足以在建安年间暴发的七次大瘟疫中位列第一。

那一年，曹操手底下的秘书班子，建安七子中，除了阮瑀和被杀的孔融外，王粲、刘桢、陈琳、徐干与应玚都染病去世了。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如此描述到：

“建安二十二年，血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利，或覆族而丧。”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一书中，也提及这个时期的疫情给他家族造成了大量人口伤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被誉为医圣，而曹操的地位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万万人之上，以他俩的能力、资源，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尚且难以挽救身边人的性命，更何况普通人呢？

点明这一点的目的，是想要大家意识到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绝大多数瘟疫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在这个前提下，古人在防治瘟疫的办法上，也和我们现在的防疫方式略有出入。

二、细菌和疾病的关系，19世纪才被证实，在此之前，古人连病原都没找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呢？

现在我们借助显微镜，可以轻而易举观察到细菌的存在，但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细菌和疾病之间有什么联系的，我们能跨出这一步，得感谢一个叫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家，他虽然不是一个医生，但他的研究却为现代医学生物学奠定了基础。

而古人，很显然是没有这个条件去发现细菌的事儿，因而在治理疫情的时候，古人更多是依靠前人积累的经验和自己观察到的画面做出猜想，一步步去攻克难题，找到抑制疫情的方法。

这小小的一步，可能就要花费上千年，无数人前赴后继的接力才能完成。

崇祯1642年前后，吴县连连发生瘟疫，因症状像是风寒，医生便按照治疗风寒的古方抓药，结果患者病情恶化，当地居民伤亡惨重，有些一家十几口甚至无一人生还。

有一个叫吴又可的大佬认为，这就是偏信经验带来的弊端，他结合实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简单来说，吴又可认为，疫情并不是四季气候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一种特殊的异气所致，他在自己的著作《温疫论》中提到：

“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

在这本著作中，吴又可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提出诊治疫病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患者是属于温病还是伤寒做出明确诊断，再针对性的治疗，才能拯救患者。

吴又可的这本书将古代防疫理论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就以清朝年间的防疫方式，来综合性的总结一下，古人的防疫技巧。

清朝的疫病主要类型是天花、鼠疫、伤寒和霍乱等，其中尤以天花和鼠疫危害最大。清代的疫情危害并不比明朝轻多少，纵然当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抗疫理论，但实际操作起来，死亡率依旧是相当高，像鼠疫这种在当时更是无药可救，只能尽量控制疫情传播范围，减少损失了。

古人和疫情打了几千年交道，总体来讲，我们人类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从当时的防疫治理措施便可见一斑：

1，设立专门的隔离机构，对确诊或疑似患者进行隔离观察，病愈之前不得与外界接触。

2，将易于传染的疫病患者驱逐到远离人群的地方，比如顺治二年，朝廷就下令在城外建立天花村，所有感染患者只能住在指定的天花村里。

3，朝廷设立专门的防疫救治机构，由官方发放、指导民众服药，直到痊愈。

4，朝廷补贴财物，鼓励民众办理感染区域，建立疫情防区。

5，朝廷发放财物、粮食，或减免赋税，安抚受灾民众，鼓励他们恢复生产，积极参与灾后重建。

6，每年疫情高发风险期，朝廷会刊印防疫书籍，并安排专人，给民众进行预防科普（具体执行看地方）。

7，劝导民众讲究个人卫生，比如清代医家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说》中就提到：“当无事时，庭堂房屋，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洁净。房间窗户，通风透气。”

从上述7条防疫措施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防疫举措主要分为疫前防控、疫病治疗和灾后救助三个方面，以当时的医疗水平来看，这些举措不一定能治好疫病，但如果严格执行，确实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疫情，减低传播风险的。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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