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尚的潮水漫过世俗的堤岸，但人们饥渴、茫然、寂寞、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文学作为精神食粮，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理想、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
文学的神髓是思想。它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承传文明，又要发展文明。
散文写作无定法，有的偏于叙事，有的富于抒情，有的长于议论。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抒写己之所想，即可以写风花雪月和悲欢离合、苦涩的闲话和清幽的心态，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和人格。
有人说：情之所至，缘情成文。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人心的话语，不要动笔；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要动笔；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
散文是写实的，这“实”自然是自己的实；散文是写心的，这“心”自然是自己的心。心灵对立构成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张抗抗相信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她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她还说，“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
陈启文也说，“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这甚至是一种逼迫。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诗性，智性，理性，神性，个性，它的端庄、严谨和内在的遒劲的张力，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
“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这是赵玫的文学信念。她非常重视文字，一直认为“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还要承载思想，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让语言的苛求其于故事的铺陈”。她喜欢变化，喜欢新的尝试，“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她还说，“我一直喜欢‘形式'的追求，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既具体又形而上……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诸如意绪流淌、时空倒置、凝固或运动的文字，画面般的描述，音乐般的交响，乃至句式、标点、字体的变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
作家眼里的文学，常常是相同的，又常常千差万别。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真理不是唯一的，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
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其散文也写得朴实、真切、感人。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却一直坚持写作，说自己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写作一如炼丹，“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她真诚地对待写作，希望“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她还说：“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这之于整个文学、文坛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
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乐黛云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
梁晓声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写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也有欢乐。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闲适、老舍的幽默及其他作家的思想艺术之光。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