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问题人物”曹汝霖在其长达40万字的回忆录中，曾披露有关溥仪即位的一则秘闻：冲帝四岁，由摄政王抱登太和殿，坐上御座，受百官朝贺。按理四岁冲帝，应该懂事，做皇帝，受朝贺，更应喜气洋洋，岂知冲帝坐上宝座，即大哭不止，摄政王一面哄冲帝说：一会儿即完了。“一会儿就完了”一语，竟成语谶。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曹氏的记载，或许仅是一条莫须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时人心态，却是再真实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清朝快完了？这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大事件”讲起。
伤不起的“预言”，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点半，天尚未亮，在军机处供职的许宝蘅刚赶到西苑门，迎面远远看见一辆鹅黄色的吉祥轿，他心中不禁“咯噔”一声。果然不出所料，匆匆走进直房，许看到放在公案上的光绪遗诏，方知原来皇帝已于昨日“龙驭上宾”。强抑住悲恸之情，许氏继续处理手头公务。孰知到了中午十一点，许又听闻慈禧太后“危笃”。“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他内心的恐慌与迷茫情绪再也无法按捺，竟然“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完全乱了方寸。
无独有偶，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于当天下午顿觉天色突变，“阴风凄惨”，不到五点，外面便已黑成一片。夜里十二点半，正在卧榻熟睡的恽氏，被仆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未来得及披上棉袄，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让其感到热血涌头，两眼发黑，五雷轰顶，天晕地旋，“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恽彷徨无措，无法成寐。余下的几日里，恽氏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往昔慈禧对其的恩典画面，“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伤与慌张，那些位居中枢的权臣们，尤其有天塌下来的惊恐之情。如军机大臣荣庆，居然一连好几天“神志昏迷”，对于手中的公务、官报及谕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搁置。
京城上下，可谓阴云密布，气氛凝重。而地方上却是另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两宫殡天，清廷规定“国有大丧……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帝太后们的白事而耽搁了自己家的红事，继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谕旨，湖北各署官员当于17日纷纷赴紫阳桥奠所哭灵，各大员还须亲自哭临牌位。为了保证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员不约而同地怀揣一把胡椒粉，“到灵位前以手摸两眼，即大声喊叫而流涕矣。”
武汉学堂的青年学子们，居然拿新任摄政王载沣开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他们戏谑道：“清代开国以摄政王多尔衮兴，此次必以摄政王亡也。噫！宋朝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是同一理耳。”
官心紊乱，民心思变，这即是慈禧与光绪死后不久的真实写照。外国势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权力真空状态。
1909年初，时时关注中国政局的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判断：“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这是一句听起来令中国官绅深感伤不起的恶毒预言。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针见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舵手”慈禧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和著名汉学家白克浩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
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
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同治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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