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汇总了吉林大学哲学硕士颜峻的论文《旧学新学之冲突融合-读经教育的历史、反思与实践》以及祝安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随想七则》中《百年读经》一文的主要观点，中华近代百年读经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4年至1911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从独尊到边缘
甲午之败，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京城以后，晚清政府迫于形势变化，在1905年废科举，立学部，颁学制，兴学堂。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前，中国延续了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发生了彻底变化。
在更改学制、取消科举之前，读经不是一个问题，读经是天经地义的，是做官入仕的唯一途径。清末更改学制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可视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但是当时，晚清政府还是希望保留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
1904年1月，《癸卯学制》颁行。
在读经方法上，不赞同全读十三经，因为“精力日力断断不给”，强逼只能导致泛滥无实的后果。读经的原则是“易记、易解、成诵”。小学堂一年级每日只读40字，每年读经1小时，讲解背诵1小时，温习半小时，到中学堂每日读200字，每天读经1小时，隔日讲解背诵半小时，温习半小时。
按照计划，中学堂毕业时学生应会背诵《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全本，《礼记》《周礼》《仪礼》节选。
《癸卯学制》等一系列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有极大意义，标志着中国教育开始向近代教育全面转型，贯彻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
当时也有反对读经者，顾实在《教育杂志》第一年第一期上发表的《论小学堂读经之缪》认为小学堂读经，不符合古教育法，也不符合现代教育原理，中国身处列强竞争的危局，要合乎教育原理，推行新式教育。
第二阶段：1912至1937年，中小学读经课废置之反复及东西方文化论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临时总长，下令小学堂一律废止读经。
袁世凯复辟，下令全国中小学堂恢复读经。袁世凯下台，再次废止读经。
北洋政府时期，湖南、广东两地军阀上台后，回顾当地中小学堂读经。
该时间段是否读经是受政局变动和政治人物特征左右的。虽然民国有大张旗鼓的私塾改良运动，在民间还有许多私塾和塾师，社会基层依旧是传统的私塾教育和半新半旧教育。
20实际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东西方文化论战。随着中国文化文本论战，读经教育问题也掀起了新一轮大讨论，其中以1935年《教育杂志》读经大讨论为事情发展的高潮，1935年5月，《教育杂志》出版《读经专号》，汇总了70余篇“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同时通过给全国的知名人士、校长、家长发信调查要不要读经，收到180封回信。
有学者总结了几个特点：“完全支持读经与完全反对读经者居少，相对支持（反对）读经者居多。对经的价值总体反对者居少，总体肯定者居多。支持中小学读全本者居少，支持读节本者居多。主张死记硬背读经者居少，切近生活者居多。支持设置读经科的不多，支持分散读经者居多”。
随后中国陷入持续的战争，读经问题再没有引起过较大的争论。
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大陆与海外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处置。
1966年至1976年，大陆对传统的批判进一步加剧，直到成为情绪和政治的宣泄，十年文革，中华传统文化基本被破坏殆尽。台湾在六十年代与大陆分庭抗礼，开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传统的价值不断得到重现。《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列为台湾高中必修课，进行联考必考内容，使用了43年，对台湾几代人产生深远影响。
陈水扁时代《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变为选修，如今台湾中小学教育对传统文化不如之前重视，反而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读经运动持续升温，直到现在热度不减。
第四阶段：自1995开始的当代读经风潮
1995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叶至善、启功、吴冷西、陈荒煤、张志公联名提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的提案。
为年青一代“无起码的古典基础”而担忧，提议从幼年起打下阅读文史哲典籍的基础，“适当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历代重要的文史哲名篇都要背诵”。
一、当代读经运动之发轫：王财贵
1997年，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在大陆开始推行读经教育。
王财贵1981年期开始试验性地在亲友间办读经班，1994年正式在台湾宣讲读经理念。后来得到南怀瑾的注意，邀请至香港演讲，南怀瑾与之相谈后感到观念契合，1997年10月邀请王财贵至海南演讲，从此其理念在大陆开始传播。
随着不断推广，读经学校、读经班、私塾如雨后春笋，据《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11期的何书彬的《王财贵：读经东南来》文中统计有200余万儿童参加过经典诵读，而蒋庆在2003年就认为有400万。
以下本文从什么是经、为什么读、如何读三个角度来分析王财贵的读经理念。内容选自王财贵《读经二十年》一书。
（一）什么是经？
王财贵认为经指“永垂不朽的著作”，他把经典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第二层是《周易》《诗经》《老子》《庄子》
第三层是文艺作品，古文、唐诗、宋词、原曲
第四层是蒙学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
王财贵认为只有第一、二层才是真正的经典。
（二）为什么读？
1、中华文化有价值，有利于提高精神境界，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
王财贵在《读经二十年》中说“没有了文化传习，也就没有了民族的信心；没有了民族信心，也就没有了爱国的情操。国民不爱国，这个国家不是难免要乱要亡吗”
2、对个人有好处-涵养性情，增长智慧，提升眼界，增进勇气
3、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理念有问题，不利于儿童人格发展
4、跟别的经典教育推广者不同
王财贵认为自己注重对经典的熟悉，不注重解经，认为只有对经典熟悉了才谈得上解经。
（三）如何读？
王财贵归纳为“小朋友，跟我读”“不要管懂不懂”只是“种下一颗种子”
后来主要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十三岁前要背30万字、至少读100遍，读经时间越多越好，最高一天10小时。
王财贵最有特色的是对“十三岁”这个岁数的强调。
2012年，王财贵建立了文礼书院，入学标准非常高：如要求“已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以上”等，在各地私塾眼里，文礼书院是私塾中的“清华北大”，是全日制读经少年最适合的出路。书院里教孩子被中国古代经典和西方最重要的经典，可谓新时代的中体西用，至于成效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对王财贵的评价：
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当代国人要重视经典教育，并推动了基层的大量实践，当代读经推广者的理念多来源于他，从这一角度来说功不可没。至于其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确不能不说出现了一些弊病，如有些理想化、神化读经的倾向、一味背诵不予讲解、每日读经时间过长等，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
二、新世纪的大讨论
（一）2004年《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引发的大讨论
2004年读经大讨论起源于蒋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的出版。蒋庆对王财贵的观念甚为认同，于是“为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儿童读经运动选编了一套教材”，即《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
时为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的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对蒋庆提出严厉批评；
随后秋风发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反驳薛涌；
薛涌以《什么是蒙昧-再论读经，兼答秋风》作答；
刘海波、朱国华同时发文评论，随后引发社会热议，不断有知名学者对读经教育发表看法，如杨东平《读经之辨：回到常识和现实》、许纪霖《读经的困境》、袁伟时《评读经：中国人何须为儒家文化殉葬》、方克立《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等等。
在这次大讨论中，支持读经者占多数，反对者占少数。参与学者众多，很多学者对西方理论非常熟悉，这次讨论对读经所代表的文化意涵有着深入的探讨，读经探讨又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2016年的读经讨论
在2016年5月的上海儒学大会上，柯小刚发表《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对体制外的儿童读经运动提出批评，反对粗暴背诵。
随后引发空山的反驳《就反思“读经运动”致何小刚先生》；
随后有基层读经推广者以实践经历写《纯读经，真的可以认字吗》支持柯小刚
这次讨论的特点是参与各方完全是儒家内部的。讨论着几乎都赞同经典教育，只是在教育方法上有所争论，这与前几次读经讨论有很大不同，也能显示出传统文化教育的复兴趋势。
三、半体制和体制内的推动
1998年6月，中国青基会实施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启动，至2006年底，全国有600多万名少年儿童直接参加活动。
200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联合主办了“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以大赛、晚会的形式进行经典诵读活动推广，一直持续至今。
近年来，党中央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不断加强，工作思路越来越清晰。
2011年10月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公告：“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
2013年11月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颁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列为工程重点任务。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综上所述，近百年来，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中国的近代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隐隐相随，始终不是最主流、最急迫的问题，但是脉络清晰，不曾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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