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剧照
台湾，承载着中华历史的痛楚与屈辱，飘摇百年，最终尘埃落定，重振、兴复。对于台湾，至少在近代历史，民族体认总是复杂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自我、群体认知冲突，构成了台湾血与泪的往事。
没有人愿意被殖民、压迫，晚清亦没有问过台湾，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据时代，伴随着日本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心念的“民族”二字，是写作“中华”、还是“大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台湾结束日据五十一年，终将重归祖国怀抱，光复后的台湾普天同庆，证明台湾民众仍渴盼着回归。和平来之不易，大陆却再次卷入内战动荡。
拍摄地 台北 · 九份
倒在同胞枪口下的生灵，无人过问，“青天白日”换了颜色，紫禁城也住进了新皇帝。历史的车辙易了方向，一切充满新的希冀，一切又留下新的叹息。
至1948年10月，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之际，大陆赴台即有近十万人。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是宝岛的机遇？却不曾想，给台湾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台湾光复与“二二八”事件
1945年，当台湾民众高唱着《欢迎祖国歌》迎接国军，没有想到火车上、脚穿草履、身扛扁担的将士的粗野与飞扬跋扈。
强取豪夺、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致使的物价飞涨、社会动乱一次次击溃着台湾民众的底线，无法断定迎来的是同胞还是匪徒，亦不免想到日据时代的光景，高压但秩序井然、社会稳定。经历资本社会洗礼的台湾，却目击着前殖民时代的再次“殖民”。
一切的不安定因素就像导火索，即将引燃“二二八”事件，一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暴力冲突。
台北2·28事件 被烧毁的车辆
1947年2月27日，基隆警官于茶庄外殴打烟贩，致其流血，随着围观群众愈来愈多，警官欲掏枪威吓驱散，不料却走火误伤当地民众，此人次日于医院身亡。这场流血事件激起民愤，长久以来的压抑情绪爆发，终演变成2月28日，本省人与外省宪兵的暴力冲突。
几天之内，抗议之火燃遍台湾多座城市，最终被陈仪调兵武装镇压各城而扑灭。倒在血泊中的台湾民众，或许永不可原谅自己曾对国民政府的渴盼，随即是陈仪向蒋介石递交的一份报告，与一众台湾人的被捕与失踪。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风雨飘摇中的台湾，渴望着真正的安定与尊严。
侯孝贤与《悲情城市》
1989年，一个特殊的年份。东欧剧变，冷战即将落幕，苏维埃政权摇摇欲坠。东方，也经历着变革之风，同样忍受着时代的创伤。
手握金狮的侯孝贤
这一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首映，一举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部以“二二八"这样一个敏感题材为背景的电影，具备侯孝贤独有的人文关怀与镜头感，似明似暗的柔光镜，给台北的”九份“蒙上了一层悲情。
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台湾人撰写的近代史，林氏家族在动乱中的遭遇，以及围绕大哥林文雄、四弟林文清展开的故事，是“二二八”事件中每个受害者的缩影。
侯孝贤曾讲到：“我觉得总有一天电影应该拍成这个样子，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悲情城市》或许就是他想象中的样子，平易直白却潜藏着极强的戏剧张力，这是艺术赋予它的价值，一股直抵人心的力量。
1945年8月15日 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冬雨下的凄惶，凉意不觉遍布全身。时断时续的昏黄灯光下，伴着女人生产时艰难的呻吟声，电台里传来裕仁天皇宣读投降书的声音，文雄之妻诞下一子，取名“光明”，这其间的寓意不言自明。这是电影伊始的情节，自此展开这段痛楚的记忆。
侯孝贤的电影给人留下的直接观感，是他看似毫无章法的镜头感，这镜头里有诗意的东方美学。侯孝贤的直觉引导着他的电影创作，有意避免着情节与画面的枯燥，着力用艺术化的手法改变传统的电影陈述逻辑，电影事件就好像是围绕着文雄、文清与宽美的一次次插叙，一时摸不着头脑，却留给时间极大的可塑性，等待着再次观影的新感悟。
知名剪辑师“廖庆松”谈到《悲情城市》时，曾说他剪辑的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古典诗词：“诗句对我来讲，就是电影；字里行间，看过来就是有电影、有力气、有转弯、有角度。”
他也谈到这种剪辑的手法是“杜甫教我的，是我师父教我的。我觉得杜甫是最用功的，李白是非常潇洒自在，杜甫是非常严谨，他的《秋兴八首》影响我非常深。”
文清、宽美、阿谦最后的合影
文雄 · 文森 · 文良 · 文清
林家四子，在历史的逆流中艰难前行，却无不以悲情收场。
大哥文森扮演着家族的支柱与保卫者，硬朗、厚道、脾性暴躁，心中却有难以言表的沉默柔情，终在与外省黑帮的争斗中惨死赌场；
二哥文森从未在镜头下露面，仅存于家族成员交谈的只言片语中。南洋战事加紧，文森作为军医被征入日军远赴吕宋岛，从此断了音信；
三弟文良，战时征去上海做翻译，逃亡归来精神失常，愈后卷入外省上海帮的贩毒贸易，被诬陷汉奸锒铛入狱，出狱时精神已彻底崩溃；
四弟文清，从小失聪，一个沉默的知识分子，本本分分地经营着照相馆，目睹挚友被杀而走上抗争之路，最终惨死囹圄。
文雄
狱中异见者的血书
林家四子是台湾政治剧变的陪葬品，也是台湾社会的缩影。文雄之死寓意着本省人对于固有秩序的捍卫；文森音信的扑朔代表着日据时代的阵痛；文良之疯，是外省人施加台湾的不幸；文清遗恨狱中，是自然法则下清醒者的无力。
如果没有文良的私欲、荣宽的革命意志，文雄与文清或许仍平静地生活着，但一切终究殊途同归，非黑即白的社会，无限度地挤压着边缘空间，容不得回避。
文雄、文清，两个脾性相反的人物，在道义与良知的权衡下，与外省黑帮、政权时局抗争，无果，以悲情的形象结束生命。
这是台湾历史的幸，又是一个家族的不幸。
电影尾声
侯孝贤将电影的前奏与尾声放在同一镜框内，前后的对比，加深了两个小时来积蓄的孤独感，又暗藏着希望。林阿禄的身旁，坐着已疯癫的文良与逐渐成长的“光明”，桌上放着两碗干饭，久久未动。
电影中，宽美为文清讲述了一则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故事：“有一个女孩跳瀑布自杀，她不是厌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她的遗书，给当时的年轻人整个都振奋起来，当时正是明治维新，充满了热情和气概的年代。”
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戒严令，自此台湾结束了四十年之久的“白色恐怖”。《悲情城市》似乎是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与慰藉，又是对民主未来的思索与展望。
S.E.N.S与电影配乐
侯孝贤选择与S.E.N.S合作，是明智之举。实际上，这部电影的展开大多时间是平缓而深沉的，镜头也往往在苍凉之处选择留白。廖庆松在剪辑时，对于音乐的使用有所保留，仅仅在几个关键点着墨，电影原声在脑海的回响，却久久挥之不去。
专辑封面
1988年，当S.E.N.S完成日本NHK纪录片《海上丝路》的配乐，主创者Akihiko Fukaura与Yukari Katsuki已小有名气。伴着1989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列车，S.E.N.S也渐渐被世界熟知。《悲情城市》配乐风格，代表着1980s的电气之声，又将大和民族的传统融入其间。
实不相瞒，我是因为电影配乐，才认识的《悲情城市》，我也始终认为这张原声大碟，是影视配乐的极致。你可以在这张专辑中，听到日本传统的太鼓、篠笛、尺八，或是西洋长笛、钢琴；也能听到日本对于电子音乐的探索与执着。
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张原声大碟在上海、广州的音像公司卖到几十元一张，依然脱销。
“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尾声
历史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应当是人类良知与反思的承载。《悲情城市》代表着台湾一代人的伤痛，如果放大到整个人类历史，或许每个国家、城市都有过阵痛的记忆。
内战结束，一众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陆，选择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与浩劫，这是政治的通病，理想主义者最终成了殉难者。
但，值得铭记的是，
纵使你可以埋葬躯体，仍永远无法埋葬“理想”，
“理想”的墓志铭，始终刻着四个字——“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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