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

人应该如何存在于这个世界？这个问题古老而宏大，若与人类当下的切身处境相联系，不妨可以将其更具体化:在现实世界基础之上，通过人类的努力，是否可以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远大而美好的目标，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对现实世界作出牺牲？

早在1931年，赫胥黎在写作《美丽新世界》时就已通过辛辣的讽刺作出隐晦地回答。未来也许是披着美好面纱的坏世界，尽管当它成为现实时，我们已无力认识它的坏的本质——那一天到来之时，属于人的真正悲哀也就降临了。如果说《美丽新世界》旨在警醒世人，小心“文明的恶”，那么六年后，《目的与手段》的出版似乎从更积极的层面阐释了到达理想世界的种种实践手段。于当时的时局而言，这本在一战与二战间隙写就的著作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两年后，德军入侵波兰，正式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赫胥黎在本书中的预见与忧虑成为现实。

时隔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今年4月首次引进此书，冠以《美丽新世界的美德与见识——赫胥黎论目的与手段》之名出版，不仅可见其在思想脉络上与《美丽新世界》有着血脉关连——这种传承是隐微而非明晰的，而且也彰显着时至今日，我们仍有重新阅读和理解阿道司·赫胥黎那关于“自由、和平、公正、爱如弟兄”美好愿景的需求与必要，这在本书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回到本文开头所提之问，赫胥黎对人通过努力而能进入更为美好的世界前景显然持肯定态度。在本书甫一开始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的文明一直在朝着人类的理想目标而努力趋近，并且近三千年来，我们的文明对于人类的理想目标具有十分一致的普遍共识”。这种“普遍共识”是整本书的基石所在，从随后他毫不留情地讥讽尼采、萨德侯爵、马基雅维利、黑格尔等人是“特定环境下的牺牲品”，“不正常的怪人”可以看出，赫胥黎对于人类的未来有着赤诚而浪漫的憧憬。正是出于这样一份赤子之心，他才会如此挂心生活在战火夹缝中的人类，这也是促成他写作本书的缘由。

战争与暴力都会毁掉人们的生活，远离美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暴力与战争被认为是恶的，那么对这种暴力的暴力反抗是否就是善的呢？赫胥黎显然并不这么认为。“暴力不能导致真正的进步，除非对暴力的牺牲者进行补救和赔偿；只有非暴力以及正义和善意的行动，才能导致真正的进步。不过，正是补救行为而非补偿行为想要补救的暴力，使我们获得了进步。”换而言之，如果对暴力行为进行的暴力反抗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随后进行的安抚、重建才是使人类进步的真正原因。基于此，对于改革，赫胥黎有着极为审慎的态度，“任何改革不管有多么的必要，如果可能导致暴力对抗，那么都不应进行和实施”。这一观点也许会为那些激进的改革家所诟病，将赫胥黎误解为一名保守派，但造成他这一观点的深层次原因，恰恰是那些大刀阔斧试图推翻旧世界，重建新世界的那些踌躇满志的改革家所欠缺的。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构想，是否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践踏之上，这一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生活在当下世界的处境。

“十分显然的是，在所有独裁者的词汇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单词，用来为法西斯主义者、纳粹等进行正当性和合理化的辩护。这个单词就是‘历史的’。”求助于历史，或以历史为借口，表面上似乎使当下的艰难困苦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但在本质上却是试图将现实世界作为一个手段，使现实的人成为一个工具性的存在依附于对未来的构建中。这仅仅只是一种善意的揣测，事实上，赫胥黎对独裁与集权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些已经攫取绝对权力的人，常常都乐于不择手段，甚至使用卑劣手段来维持这种权力”。

由此，赫胥黎深刻意识到，“善果只有通过使用正当的手段才能获得。结果不能证明手段是否正当；原因很简单，正是所使用的手段，决定着所产生的结果的性质”。《美丽新世界》对此已经作出了隐喻，为什么一个人人各安其所是，并拥有极高幸福感的社会是一个使读者不寒而栗，毛骨悚然的“恶”的世界？如果未来的理想世界是靠剥夺人之为人的尊严，限定他们只能存在一种可能性的手段来建立，那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就荡然无存，人只是被塑造的拥有生命的工具性存在。个体如果丧失自身的全部意义，而只是沦为群体的附庸，如何可以相信由此构成的群体会是人间乐土呢？

我们期冀和平、反对暴力，提出各种教育和改革的理论，如果这一切是为了使人类社会能得以进步，建构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那一定是因为在这样的世界中人能获得更多的尊严，拥有更多的多样性，彼此之间宽容博爱，人的一切美好特质都在此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与保障。而一个为了建构而建构的“美丽新世界”，就像橱窗中的塑料模型，美则美矣，却失去了灵魂，这正是恶的手段试图结成“善果”的极致体现。《美丽新世界》中的主人公尚能疾呼：“但我不要舒适。我要神，我要诗，我要真实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然而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天真正到来之时，我们已无人可以发出这样的呐喊。

话又说回来，本书出版已经80余年了，赫胥黎对于“自由、和平、公正、爱如弟兄”的理想，就像他所赞美的孔孟、老子一样——他们对于人间治世的主张已有两千年之久，却从未真正实现过。他在书中洋洋洒洒所举得那些具体而微的实践手段，还未来得及真正得以实践，就有很多已被认为是老套而过时的了，这似乎是理想主义者的普遍困境。然而本书的中文版依然出版了——就像时至今日，孔子与老子的经典永远不乏读者一样。真正动人的，不在于其具体的为实现目的而设置的种种现实手段，而在于其传递的某种精神：博爱与宽容。正是受此鼓舞，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下与未来同样重要。现实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比起虚假的“美丽新世界”，在真实的人类社会中才可能建构出乐土。

与其将本书定位成进入理想世界的实践指导手册，将其与《美丽新世界》进行互参更有其警示意义。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两月后，谷歌研制的阿尔法狗三胜人类的围棋冠军柯洁，此刻，重读赫胥黎，或许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