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个知青，我爸是个农民。我妈是城市户口，我爸是农村户口。这不只是简单的工农混搭，也是命运的羁绊，让我最初的生活充满矛盾、碰撞、愤怒、不甘、无望、争吵——这些词离幸福都有一点儿远。
在我幼时的岁月里，我爸应该很辛苦。只有他一个农村户口，却有三个城里人要养活，他的土地太少了，我妈又不甘愿干农活。他勤快，愿意为生活付出所有气力。
事实上，过分操劳让他变得暴躁、易怒。爱好也从打乒乓球、滑冰变成了喝酒。粗粝、辛苦的生活让我妈也不幸福，但她依然尽心尽力地养育我和妹妹。
那时，东北没什么太好吃的水果，入秋的山楂勉强算水果吧。有一次，家里买了一堆山楂。对于这堆山楂，我恐怕要记上一辈子，并不是因为山楂好吃，而是我妈对我说的话。
这山楂特别酸，我吃了两个，一点儿也不好吃，却又觉得扔掉太浪费了。我妈看我那痛苦相，让我把剩下的半袋子山楂都扔了。扔东西并不是一贯节俭的她所能做出的事情，可她的逻辑是止损，她说：“买了不好的东西已经吃亏了，再吃了不想吃的东西，损失更大，不如扔掉，就损失一次。”
我妈说得对，这个道理我听一次就记住了。不管有多舍不得，都没有必要为了拥有而受伤害。
可是我妈没法止损，因为两个女儿，因为这就是她的命。
后来，我知道，山楂可以做成山楂酱。只要放白糖，多放，再难吃的山楂也变甜了。就像我们的日子，酸涩难忍，又漫长，可终究能通过努力，让日子变得甜一点。
酸酸甜甜的山楂酱放在罐头瓶子里，想吃的时候去挖半碗，现在想想，那种甜还能浸到心里。尤其是在寒天，山楂酱处于半冻不冻的状态，不会坏了味道，也能随时挖出来吃。
东北几乎有半年的冬天，冬天里没有农活可做，很多种地的人就猫冬了。猫冬怎么可能有收入？我父母脑子活，也不怕吃苦受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养了几头奶牛，按我妈的话说：“家里又多了一个人上班。”奶牛产牛奶，牛奶可以卖钱，每天都有收入。就算猫冬，土地里不生钱，家里的牛也能赚钱。
入冬了，我爸在生产队的电影院烧锅炉，我妈在水泥厂上班。我妈下了班，要到托儿所接我和妹妹，然后回家挤了牛奶，又要带着两桶子沉甸甸的牛奶去奶站卖掉。但是两个很小的女儿，害怕得不肯在家里等她，怎么办？
我妈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两个几十斤重的牛奶桶挂在自行车后面，两个女儿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天有点冷了，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夜幕来得快，天色很快就沉下来。
我妈带不动我们了，骑了没几分钟，就放下我和妹妹，到综合商店门口给我们买两根糖葫芦。我和妹妹一边吃，一边在深沉的暮色里跟着我妈走，我妈骑一会儿自行车，再推着自行车走一会儿。我和妹妹跑跑走走，一点儿也不冷。暮色很深，带着秋季里冰冷的浓雾，只有路灯是橘黄色的，每隔一段，就劈开夜色挥洒些温暖的光来。母女三人，就这样，在糖葫芦甜甜滋味的引领下，按时走到遥远的奶站。
交了牛奶，我妈会带上我和妹妹，以及两个空了的铁皮桶，骑自行车回家。路过综合商店，再买几根棒冰，把它们冻在室外的窗台上，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吃。
天冷，我妈是热的，蹬自行车出了一身的热汗。我和妹妹坐在车大梁上，遇到过天桥、上坡时，都下来帮忙推自行车。我们身子是热的，手和脸蛋是冷的，可心里，是甜的——除了冰糖葫芦，还有对棒冰的盼望。
那些年，我的父母从来没机会休息，除了种地、上班，他们还干过很多营生，只要能赚钱，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气力。
姥爷和姥姥相继去世后，五十岁出头的父母搬到北京定居，除去曾经生活的一切烙印，过上了年轻时从没敢幻想过的日子。城里的亲戚，再也不会有人看低他们，再也没有人同情他们了。
人世苍茫，小人物的命运永远和大环境息息相关。
命运开始眷顾他们，对他们来说，年轻时受过的苦已被稀释了，只是我担心这些苦藏在他们的身体里，早晚要一点点地显示出来。
现在回到父母家，如是冬天，他们一定会提前买了糖葫芦，放在冰箱里，等我吃。他们会套上棉衣，走在北方冷飕飕的街上，去最近的超市，如有邻居问，我爸会说：“我家老大回来了，她爱吃糖葫芦。”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间味道》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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