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心灵的培养，取资于宗教为常见的事。文学家不一定具有某种坚定的宗教信仰，儒、释、道三教著述，既多所涉猎，自然对他们的思想起了渗透的作用。——饶宗颐

时至今日，一代宗师饶宗颐饶公已经离开我们一载有余，2018年2月6日的凌晨，101岁的饶公离世之时，多少人为之沉痛不已，甚至发出“最后一位国学大师走了”这样的感叹。他的身上加诸了太多的光环和荣誉，却鲜少有人会质疑，因为饶公其人，在众人心中早已是传奇式的人物，正应了他所列三种境界中的“真人之境”。

饶宗颐出自书香门第，与众多大师不太一样的是，饶公是自学而成的一代宗师，却已经是当代中国百科全书一般的古典学者，他不仅通晓古今，更是对于诗词歌赋、书画金石等诸多方面无一不精。除此之外，饶公学识贯通中西，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信手拈来，他更喜欢称自己为艺术家，而非学问家。

听来或许难以置信，可是饶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因此被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毫不为过。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却被钱钟书先生本人称为“旷世奇才”；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却被季羡林先生说成是“我心目中的大师”；学术界更是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就是这样的饶公，对于自己身上的这些美誉却并不看得那么重，他曾玩笑着说：“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的‘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饶公面对称赞，总是会谦虚地说：“我最忌讳人家标榜自己。”

一部跨越文化的超世纪访谈录

为纪念饶公逝世一周年，缅怀和追忆这位学术大师、艺术大师，这本《文学与神明》再次出版，这是国学大师、汉学泰斗饶宗颐生平唯一一部访谈录，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非凡的意义，更是凝聚了饶公一个世纪的治学精华和人生感悟。

完成并整理这次访谈记录的，是施议对和施志咏父女，二人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其中父亲施议对还是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香港新亚洲出版社总编辑、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副院长、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教授。著有《词与音乐关系研究》《施议对词学论集》《当代词综》等。

施议对教授与饶公之间是忘年之交，这部访谈录记录的便是他们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候的一些对话，通过谈话的形式展现，使得学术性的东西变得深入浅出，而经过施议对教授的整理之后，其内容更加全面且系统，为了让饶公的高深学识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所理解，施议对教授历经多年校对批阅，本书才得以呈现。

在这本饶公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中，其内容大至可分为两个方向，论述了饶公对于文学层面以及哲学层面的一些看法，因此此书取名《文学与神明》正是高度概括了书中的内容和主旨，也是了解大师、走近大师的一部入门读本。

文字与文学的关系

在这一方向上，饶公论述了从学科门类，论说文学以及词学，并进一步阐释文学和文字之间的关系。从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是怎样产生的这类高深的问题开始，追本溯源。

01.以文字探寻文学本源

汉字之成为一棵大树，枝叶葱茏，风华绝代，是由其自身的构成所造就的。——饶宗颐

饶公认为，文学与劳动有关，而无论是体力活动还是脑力活动，都无非是文学表现的一个元素而已，逐其本源的话，还当由文字说起。饶公于1980年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三十二册中曾这样讲：

“名号为事物之称谓，文字因之而滋生，文篇所由以构成，人来文明之基础也。”

文学与文字之间是存在一种连带关系的，没有了文字，便无法记录文明，没有了记录，文学也无从得来。所以饶公说：“懂得文字，才能讲文明，讲文学。”尤其是中国的文字，它不同于其他国家拼音字母的方式，以至于中国的文学更加离不开文字的基石。

对于中国文字的起源，相较于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时所说的“二重证据法”，饶公则提倡另辟蹊径，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在文献记录（纸上材料）和田野考古（地下材料）这两点之外，再加上甲骨文。从时空的横组合和纵类聚两个向度进行扩展。

02.文与字的探寻与演变

吾华是一个尚“文”的国家。“文”的含义经过若干不同的时期的演变，由文字的文，演进为形文、声文所构成之文章的文；文字与文章多元的综合体，形成文学的“文”和文化的“文”。——饶宗颐

汉字的演化趋势有两种，一种是由单音字变成复词，这是文学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另一种是因形声字的出现，而使得形文、声文和情文产生变化。

汉字是很神奇的，它既能看，还能听，又能思想，汉代人提出造字法的“六书”，就是根据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的功能，形成了一种以音符为主，形符为辅的独特符号。

饶公认为，老子《道德经》首章，与名号和文字这个文明基础是相关的，因此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之比较研究》中提到：“名号为事物之称谓，文字因之而滋生，文篇所由以构成，人类文明之基础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说立文之道要讲三文，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则讲中国文字有三美。三文即形文、声文和情文，三美是意美、音美和形美。一句话：立文之道就是离不了文字。

03.四方之人与四方之学

人立于天地之中，对自然界物象的观察，最基本的是方向的辨认。因为空间的区域是人的周遭最重要的定点。《周礼》一书在开端便说：“辩方正位”，“以为民极”。方位的确定，是人民活动的指南。——饶宗颐

既然讲文字，为何要辩方位？其实，饶公治学和思考问题，从来都是站在世界的立场来讲的，他认为，思考问题，是不能离开世界的，讲文化、讲文学，也是如此。

其实这一部分也是后面讲到“神明”问题的前提，从《阿闼婆吠陀》中有关“三七”的经文而引出四方之神，再说到中国从古至今对于“神”的概念的认知。

虽说中国古代对于神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但其实在很早以前，“神”的概念便有所体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宇宙神，譬如《郭店楚墓竹简》中《老子》简所记载的“太一生水”，便是古代道家的宇宙论，即万物相辅互补。

而这天地四方之间所衍生的种种学问，也随着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从开天辟地，到经济人智，再到礼学伦理，中国在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的熏陶之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融会贯通。

宇宙观及艺术观的讨论

有关文学与神明的问题，讨论的并不多，中国似乎不信神，没有神，但其实，中国人是看宇宙的，而且在看宇宙的时候很强调神明，从而引发了对于宇宙观以及艺术观的讨论。

01.中国人对于神的观念

文学心灵的培养，取资于宗教为常见的事。文学家不一定具有某种坚定的宗教信仰，儒、释、道三教著述，既多所涉猎，自然对他们的思想起了渗透的作用。——饶宗颐

饶公认为，神和明又可以分开来讲，还可以合起来讲。譬如《庄子·天下篇》所云：“神何以降，明何以出。”是神和明可以分开讲的例证，而楚简中的《太一生水》的记载，则是神明合起来讲的例证，所以中国人其实很有自己神的观念的。

但是无论是分开将还是合起来讲，“神明”都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天上的神明，一个是心中的神明。顾名思义，天上的神明是人以外的主宰，而心中的神明则是一种“精神我”。

说到文学中的神明的话，其实也是两个意思，既上又下，既内又外，不可分割，是一个整体。

02.艺术是“我”的生命

外界宇宙的客观形象，只是画材而已。如何支配画材，表现得活泼生动、出奇制胜，以至惊心动魄，全靠主观酝酿出来的不同手法。这是个人的宇宙，包括画家的个性、学养、心灵活动等等的总和。——饶宗颐

饶公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艺术是我的生命。因为他认为，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是心灵活动的一种产品。

学术和艺术是可以兼得的，正如饶公一般，无论是哪一种，都可达到臻境。其实在古代中国，学和艺是不分家、没隔阂的，比如王时敏和张穆，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学即在艺中。

03.顿悟与渐悟

禅家采用诗句型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问题，摆脱了逻辑性语言在名理上的纠缠，单刀直入地用文学上“立片言之警策”的方法来启发睿智。人类无法祛除无明，获得醒悟的不二法门。这种办法可说是致知上的一种艺术手段。——饶宗颐

中国的很多文人是喜欢禅的，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与禅之间的关系，饶公认为中国的禅与印度的禅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中国的禅和中国的诗歌以及其他的多种艺术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禅的流传形式，和诗歌十分类似，禅家虽然不立于文字，但是从很多保存下来的记录来看，其结构和含义，有些类似于“诗三百”的比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除了诗词文字方面，禅与画同样也有着极大关联。禅画便是说“画之心便如禅之心”。

说到顿悟和渐悟，其实也和禅有关。禅对于五祖弘忍大弟子神秀的心法概括为四句话：“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就是渐悟。

而另一位大弟子慧能的观点：“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始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这便是顿悟。

参悟的方法不同，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影响自是也会产生巨大差异，但无论是顿悟还是渐悟，大彻大悟后才有大自在。

说是入门书籍，其实仍是颇为高深，观其书名《文学与神明》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但这也正是学术的魅力所在。大师虽然已经离去，但他所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无法估量的，饶公曾说，“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而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安顿”，正是其价值的最高体现，是一种自成境界的至高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