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结婚，被逼要苦苦相思一生呢。” （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七夕是一个适合谈论爱情的日子。而爱情似乎是昆曲仅有的主题，知名度最高的《牡丹亭》即为代表。《墙头马上》是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根据民间素材所创作的杂剧。李总管之女李千金（上海昆剧团演出版本又作李倩君）与赶考的裴少俊互生情愫，相约私奔。因为自由结合不得裴郎父亲的认可，李倩君藏匿七年之后带着两个孩子被裴父赶出，一家人几经周折最终再得团圆的故事。白居易曾作诗《井底引银瓶》云：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倚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依照官方的说法，这是一部古典爱情喜剧，“歌颂了冲破传统封建礼教的伟大爱情。”但细细想来，在传统大团圆结局的背后，是离滑落深渊只差一步的浓浓悲剧。“不做笼中鸟，倩君做文君”。学卓文君勇敢出走，毅然投入裴郎怀抱的倩君怎知道，她逃出了鸟笼，又陷入了一座围城。那围城绵延了千年千里，不知吞噬了多少血肉，埋葬了多少悲喜。
两人堂上治家严，虽然是一般无二，但为何同样有个古板严厉的父亲（“凡为女子者，礼仪当先，孝顺为尚，言不出闺阃，足不离户庭，闻男子之声而竞走，览须眉之容而掩卷”），李倩君敢于不告而别，裴少俊却不敢不告而娶；一个在一夜之间就能切断与前半生的关系，而裴少俊七年来以一个又一个谎言维护已婚的秘密。一个爱得勇敢决绝，一个爱得体贴却懦弱。仅仅是性格差异使然么？同样七年之后真相大白，李世杰当下就原谅甚至认可了当年因拐走女儿杳无音信而被他骂了七年的“狂徒”，不再追究女儿长达七年下落不明，裴行俭却对李倩君不依不饶，赶尽杀绝。
在中国古代社会，原生家庭对男性和女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控制形式。父权家长制的传统社会下，女性如若离开以男性为轴心的家庭，是没有个体性可言的，女性被隔离在公共空间之外的鸟笼中，婚姻和家庭被视为最终的安顿之所，女子出嫁故而言“归”。李倩君有一段唱词：“女孩儿本是堂上客，譬如嫁在他乡外。”故而父亲“管教虽严，我今日是不怕的了。”男性建立家庭，女性归附家庭。父亲的承认她可以不以为意，夫家/公爹的认可却是必不可少。这也是全剧要解决的核心矛盾。
真相败露后，裴父引用“聘则为妻奔为妾”作为撵其出门的依据，逼着裴少俊写下休书，即便这样一来，等于是间接地承认了七年婚姻属于事实。而裴少俊，注定是无处可逃，也无法反抗的——“你不怕你爹爹，我还怕我的爹爹呢”。
在全剧中，裴父始终对裴少俊有着绝对的权威和暴力压制。道德规训反而不是很多，而是呈现为直接具体的律令：买花栽子、读书、考取功名（“今生坐享荣华富，不是读书哪里来”）、休妻。及至事情败露后，以发丝系银瓶刁难倩君。而倩君据理力争，心知无望后直接将银瓶投入井中，这样的清醒与决绝令人震撼。裴父不择手段地将倩君撵出门去后，又得知倩君原是朝廷李总管之女，为这门“好亲事”，他又是一副谄媚嘴脸上门请倩君回去，改口称“曾议亲事”，完全是一个丑恶而势利的形象。
台上裴行俭的丑态引人发笑之余，必须认识到裴父与裴少俊之间的矛盾，实则是家庭代际间男性成员争夺权力的一个体现。在家族结构中，即便是婚后，男性子孙包括他所建立的小家庭，也依然要笼罩在家长的巨大阴影之下，任何未经确认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对家长制的威胁而不被容忍。
虽然最后裴少俊喜中状元，一番巧合，结局终于皆大欢喜，裴父也自取其辱。但正如散场时一位女生说的，还是因为裴少俊考取了功名，加上李倩君出身名门，才使得最终的喜剧扭转成为可能。一个精心设计的大团圆结局背后，不知埋葬着多少相爱之人破碎的人生！
还是倩君的一句话点破了这幸福的假象：“我不是他贤德的媳妇，你算得怯懦夫曹。”这句怒斥不由得让我想起大翻译家、梅兰芳之子梅绍武在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译本序中所说的：
“人只认识到爱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面对生活而无所畏惧。”
困住倩君和裴郎的围城曾经蔓延了千年千里，在今天也只是换了不同的模样。每一个选择都有相应的代价，想要跨过横亘在生活中的围城去追求幸福，需要的不仅仅是爱，更是认清命运后依然一往无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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