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放疗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八点过我去看爸爸，还没醒，九点过我再去看，他还在睡，我叫醒他，喊他起床了，他摇头不起，我就又让他睡了，十点半了，我再去看，他还在睡，我叫醒他，喊他起床，他连眼也懒得睁，还要睡。爸爸的状态让我害怕，我不敢让他再睡下去，我叫上妈妈和我一起把爸爸扶起来，扶下楼到沙发上坐着，喂他喝水，给他吃早餐。
爸爸状态比在武汉差太多，放疗好像耗去了他身体太多的能量，整个人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他心心念念的回家，也没能支撑住他。
他自己已经坐不起来，也坐不稳，即使硬是让他起床，他也只是换一个地方躺着。他当然也走不了路，但我们还是坚持每天下午带他出门，两个人架着他也要让他站起来走几步，实在不行轮椅推着也要让他出门看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无论什么时候，爸爸都需要适当的活动，他自己能动就自己动，自己不能动我们就帮他动。
我们带爸爸出门哪儿累了就哪儿歇息，其实也走不远，就在家附近几百米，沿路住着的都是亲戚，看见我们走路，都会搬椅子出来让爸爸歇息。坐一会儿，喝喝茶，听大家聊聊家常，爸爸精神会好一点，只要人家招呼一声，问爸爸要不要坐一坐，爸爸都不会客气，我看得出来，爸爸很愿意和人聊聊天，虽然根本聊不起来，一来爸爸声音太小，人家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二来爸爸的意识混乱，与聊天对象之间相互都理解不了，但坐在一堆人中间，听人家聊天，应该也能让他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活力吧。
慢慢的，爸爸的情况略有好转，喊都喊不醒的情况再没有发生。他能自己坐着，出门走路不再需要轮椅，一个人牵着他就能出门。但食欲还是不好 。
爸爸在一个晚上又开始头疼，原本已经帮他洗漱完扶他躺下准备睡觉了，他说头疼，爸爸以前说过一句话:他是很能忍的人，如果他都在喊疼了，那说明是真的很疼。但爸爸的这个头疼无药可医，唯一的办法是输液降颅压看能否缓解。
于是，我们马上带爸爸去了医院，请医生开药给爸爸输液。考虑到在武汉做放疗期间，早晚都有输液降颅压，我们决定持续输液几天 。爸爸的头疼得到缓解，后面偶尔也会喊头疼，但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就会好。
爸爸情况好转后，我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想回我之前的城市工作，周末和节假日回家看望爸爸。我试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我处于找工作阶段，还算比较自由，每个周末回家来回奔波却让我觉得疲惫不堪。而且为了周末能回家，我必须找双休加班少出差少的工作，一个月看下来，能满足我的工作几乎没有。
再加上考虑到工作以后时间精力都有限，我没办法安心 ，最后可能既做不好工作也顾不好爸爸，思来想去，我还是放弃找工作了，收拾收拾回家照顾爸爸。
爸爸比刚回家时身体情况要好，但意识越来越混乱，反应越来越迟钝，身边随时都要有人陪着，否则连喝口水都困难。
爸爸生病后我一向注意爸爸的情绪，任何时候都提醒自己要更有耐心。但偶尔难免没有控制好，天气凉爽后，我开始早饭后也带爸爸出去活动，每一次出门前跟他沟通喊他站起来得半个小时，有时候还不一定成功，因为只有他自己愿意了，我才能借助他自己的力量帮他站起来，他每天反问我:站起来干什么？走路有什么用？我不断重复地跟他说:他必须站一站，走一走，活动活动手脚，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如果一直躺着，以后他想站起来都站不起来了，就算是好好的人，一直躺着，时间久了也站不起来走不动路。有时候怎么说都说不动他，我能理解他可能是身体真的没有力气，也能理解他偶尔的情绪不好，但还没到躺着动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不想放弃。所以到这种时候我就会着急，跟他说话的声音变大，有时候甚至会带着命令的口吻。
又一次，在我耗尽耐心说服他之时，家里来人了，我坐在他身边，他突然发脾气，当着围坐一圈的外人和家里人说我态度不好，说他是我爸爸，我不该那么大声地对他讲话，更不该用命令的口吻，我哭笑不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心里觉得特别委屈。
但后来想想，我的确不该用那样的态度同他讲话，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可能也发生了变化，我渐渐的把爸爸看成一个更弱小的人，而我是一个强大的可以控制他的人。所以就难免在说话的语气上会出现让爸爸不舒服的感觉。
经过了那一次，我开始反省日常对爸爸的态度，更多的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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