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放疗回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八点过我去看爸爸,还没醒,九点过我再去看,他还在睡,我叫醒他,喊他起床了,他摇头不起,我就又让他睡了,十点半了,我再去看,他还在睡,我叫醒他,喊他起床,他连眼也懒得睁,还要睡。爸爸的状态让我害怕,我不敢让他再睡下去,我叫上妈妈和我一起把爸爸扶起来,扶下楼到沙发上坐着,喂他喝水,给他吃早餐。
爸爸状态比在武汉差太多,放疗好像耗去了他身体太多的能量,整个人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他心心念念的回家,也没能支撑住他。
他自己已经坐不起来,也坐不稳,即使硬是让他起床,他也只是换一个地方躺着。他当然也走不了路,但我们还是坚持每天下午带他出门,两个人架着他也要让他站起来走几步,实在不行轮椅推着也要让他出门看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无论什么时候,爸爸都需要适当的活动,他自己能动就自己动,自己不能动我们就帮他动。
我们带爸爸出门哪儿累了就哪儿歇息,其实也走不远,就在家附近几百米,沿路住着的都是亲戚,看见我们走路,都会搬椅子出来让爸爸歇息。坐一会儿,喝喝茶,听大家聊聊家常,爸爸精神会好一点,只要人家招呼一声,问爸爸要不要坐一坐,爸爸都不会客气,我看得出来,爸爸很愿意和人聊聊天,虽然根本聊不起来,一来爸爸声音太小,人家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二来爸爸的意识混乱,与聊天对象之间相互都理解不了,但坐在一堆人中间,听人家聊天,应该也能让他感觉到一种生命的活力吧。
慢慢的,爸爸的情况略有好转,喊都喊不醒的情况再没有发生。他能自己坐着,出门走路不再需要轮椅,一个人牵着他就能出门。但食欲还是不好 。
爸爸在一个晚上又开始头疼,原本已经帮他洗漱完扶他躺下准备睡觉了,他说头疼,爸爸以前说过一句话:他是很能忍的人,如果他都在喊疼了,那说明是真的很疼。但爸爸的这个头疼无药可医,唯一的办法是输液降颅压看能否缓解。
于是,我们马上带爸爸去了医院,请医生开药给爸爸输液。考虑到在武汉做放疗期间,早晚都有输液降颅压,我们决定持续输液几天 。爸爸的头疼得到缓解,后面偶尔也会喊头疼,但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就会好。
爸爸情况好转后,我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想回我之前的城市工作,周末和节假日回家看望爸爸。我试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我处于找工作阶段,还算比较自由,每个周末回家来回奔波却让我觉得疲惫不堪。而且为了周末能回家,我必须找双休加班少出差少的工作,一个月看下来,能满足我的工作几乎没有。
再加上考虑到工作以后时间精力都有限,我没办法安心 ,最后可能既做不好工作也顾不好爸爸,思来想去,我还是放弃找工作了,收拾收拾回家照顾爸爸。
爸爸比刚回家时身体情况要好,但意识越来越混乱,反应越来越迟钝,身边随时都要有人陪着,否则连喝口水都困难。
爸爸生病后我一向注意爸爸的情绪,任何时候都提醒自己要更有耐心。但偶尔难免没有控制好,天气凉爽后,我开始早饭后也带爸爸出去活动,每一次出门前跟他沟通喊他站起来得半个小时,有时候还不一定成功,因为只有他自己愿意了,我才能借助他自己的力量帮他站起来,他每天反问我:站起来干什么?走路有什么用?我不断重复地跟他说:他必须站一站,走一走,活动活动手脚,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如果一直躺着,以后他想站起来都站不起来了,就算是好好的人,一直躺着,时间久了也站不起来走不动路。有时候怎么说都说不动他,我能理解他可能是身体真的没有力气,也能理解他偶尔的情绪不好,但还没到躺着动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不想放弃。所以到这种时候我就会着急,跟他说话的声音变大,有时候甚至会带着命令的口吻。
又一次,在我耗尽耐心说服他之时,家里来人了,我坐在他身边,他突然发脾气,当着围坐一圈的外人和家里人说我态度不好,说他是我爸爸,我不该那么大声地对他讲话,更不该用命令的口吻,我哭笑不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心里觉得特别委屈。
但后来想想,我的确不该用那样的态度同他讲话,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照顾爸爸的过程中,我的心态可能也发生了变化,我渐渐的把爸爸看成一个更弱小的人,而我是一个强大的可以控制他的人。所以就难免在说话的语气上会出现让爸爸不舒服的感觉。
经过了那一次,我开始反省日常对爸爸的态度,更多的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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