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大留美硕士拉黑父母，并写长文进行控诉。如果是以前，我肯定又成了墙头草，跟着声势大的一方吆喝，但今天的我，态度很明确，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大多数的家庭教育问题中，我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队在父母这边。
我说的是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的这类问题。
那种生孩子是为了卖钱的，虐待孩子至死伤的，严格来说都不在讨论范围内，他们不算父母，应归类到禽兽中。即便是一些极端事件，母亲失手勒死儿子，自己也跳楼的，我也不要指责她，而唯有同情。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受够了跳跳。
他如今已老大不小了。按理说，进化到了今天，即便不省心，你至少应该让我操心学习是否优秀，或思想是否纯洁这样的问题。
不行，根本顾不上——跳跳却依然停留在婴幼儿时期，光是为了吃饭，我都快要崩溃。
再简单的一顿饭，他都能吃到地老天荒。
喊上半天，才不情不愿地过来；坐到座位上，要愣神半天，好像植物人似的，一动不动地直发呆；终于吃了，不知什么时候又停了下来，嘴鼓鼓的，像只在思考人生的小仓鼠。
我也是没用，情绪总被牵着走。刚摆好桌子，大功告成，心里喜滋滋的，喊他吃饭，声音里也带着正常的温软和亲热。几遍不动，耗尽了耐心，嗓门也高了，脸也扭曲变形起来。再看他坐到桌前，一副茶饭不思的样子直愣神，真是不由得要火冒三丈，七窍生烟。
总是到了最后，在我的吼声里，他才埋头大口扒饭——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完成所剩十分之九的任务。
所以吃饭是跳跳目前人生中，几乎最为凶险的事情，尤其是早上，本来就赶时间，所以就更险上三分。
毛主席说，幸福的生活，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生活却大致相似。
有一天，一切还算顺利，我的好情绪很难得地撑到了出门。过上海路的十字路口时，一个骑电动车的妈妈与我们擦肩而过，她面目狰狞，声音高亢地指责什么，坐在她身后的小女孩则岿然不动，表情木然。我拍拍后面的跳跳，自得地问：“你有没有注意到刚刚那个妈妈？她是不是比我还凶？”
这样的问话，其实是有所期待的。就像有时在家，我貌似真诚地问跳跳：“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又胖了？” 跳跳总是很配合地说：“哪有！” 并且搂一下，以示郑重：“都瘦啦！”
所以跳跳未必真的看清了，但他声音脆脆地，例行地恭维道：“比你凶多啦！”
“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小孩很可怜？”
“是呀，被妈妈骂，当然可怜啦！”这次他有点放松警惕了，声音里居然十足十的同情。
“哼，我倒觉得最可怜的是她的妈妈——肯定也是孩子磨磨蹭蹭，她才被气得不行了！” 我很生气他站错队，再想到跳跳平时恶贯满盈，我也不由得嗓门大了起来。
社会永远是有阶层和阶级的。而父母和子女，就是两个阶级，冰炭不同器，白天不懂夜的黑，他们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难以握手言欢。
虽然我的生活圈子很小，但据我井底之蛙的观察和研究，现在最最主要的社会矛盾，阵营一方是疲惫无助、日益急躁焦虑的妈妈们，一方是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的小孩子们和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大孩子们。
阶层也好，阶级也罢，五四时期，很多人跟自己腐朽的家庭划清界限；文革的时候，很多人大义灭亲。这么多光辉的榜样珠玉在前，我也要宣布，我永远站在饱受孩子精神折磨的妈妈这一边！我这种认真的立场，就像一国两制，50年不变。
至于那个北大学生，他的父母固然不完美，肯定也多少有过错，可也没干啥过分的事情，他却如此苦大仇深之状。就连去外地读书，父母请姨妈代为照看，这最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到他嘴里却成了操控他人生的罪过，唉，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NND，书读到这份上，真是读到狗肚子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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