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鼓吹运气在成功中扮演关键角色，相信很多成功人士和正在追逐成功的人士都会嗤之以鼻。成功人士不愿意承认运气的作用，正如那句话说的：成功了所有运气都是努力；而正在追逐成功的人士则更愿意相信努力即成功，即便是承认运气或许会有些作用，那也是越努力越幸运。
这里说的成功是指基于公平竞争的 “竞争的成功”，即在公平的社会竞争中胜出，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奖赏。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地崇尚竞争的成功，要在激烈的、内卷的社会竞争中出人头地，那么不可否认，只有少数有竞争力的人才会成为幸运的获胜者，成为人生赢家，就像奥运赛场上的竞技比赛那样。这听起来叫人沮丧，但这就是现实的困境。
当然，我们可以说，努力本身更值得珍贵，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就像在竞技比赛中我们会说重在参与一样。这很有点儿心灵鸡汤的味道，即便是认识到了努力本身的意义，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也绝不会为了努力而努力，总是期望付出的努力能得到成功的回报，而不是换来失败的代价。
所以，无论如何，追求成功的人士都无法回避一个无情的现实，那就是成功的机会并非人人均等，也可以说成功的运气不是人人均等，不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儿。
那么，成功的话题就要涉及社会公平正义，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妄谈成功。但是，公平竞争的成功观就是要无视成功的机会不均等的社会现实，要让人相信成功是在公平的社会竞争中胜出，成功的机会或运气人人均等，成功是社会对个人努力的奖赏，是个人能力的证明，能不能成功完全在于个人努力的程度和个人能力的大小。
公平竞争的成功观其实就是精英主义或“优绩主义”的成功观。成功者是靠着个人努力和个人能力在社会竞争中胜出，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成为社会精英；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够努力不够优秀。
精英主义成功观反映了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其社会道德基础，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贫富分化等社会公平问题逐步扩大化和尖锐化，其社会危害已经越来越被认识到。事实上，这种成功观正在危害社会公平正义，客观上已经成为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阶层实现阶层固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所谓成功和失败，不过是一种人为强行的划分。那么精英主义成功观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既然成功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是获得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认可，就应该以个人的社会价值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而个人的社会价值自然是社会对个人社会贡献的评价，以名权利为形式，体现在个人的收入、学历、工作和社会地位等个人社会标签上。
精英主义成功观将个人的社会标签等同于个人的社会价值，进而等同于个人的社会贡献，因为在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社会标签就应该标识了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贡献，是个人努力所得，是个人能力所及。所以精英主义成功观便是以个人获得的名权利等社会标签作为度量成功的尺度，这种倒果为因，让人们普遍相信高收入者的社会贡献与低收入者有天壤之别，而位高权重者的社会贡献与人微言轻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精英主义成功观既成就了成功者的傲慢和优越感，又形成了对失败者的道德绑架。
个人获得的社会标签与股市的市值一样也会“脱实向虚”，与个人的社会贡献失配甚至脱钩。精英主义成功观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脱实向虚”的成功观，建立在一种越来越脱离社会贡献的个人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之上。
所以，重新思考个人的社会价值，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话题。
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其《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书中深刻揭示了一个讽刺的社会现实：社会中超过半数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
但是格雷伯指出的这些毫无社会价值的工作中，包括像行政助理、公司律师、公关、公司中层管理在内的大量“马屁型”、“打手型”、“监工型”等工作，却不乏体面的高薪工作，让从业者贴上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的标签。
不可思议的是，有些真正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从业者，格雷伯指出，像护士、清洁工、社工等关怀工作者，却得不到应得的回报。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在一个社会价值与社会贡献脱钩的价值评价体系里，这些低收入的普通工作者其社会价值得不到认可，只能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achael Sandel）在其《优绩的暴政》（“Tyranny of Merit”，也译为《精英的傲慢》）一书中，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提出要重新定义成功的意义。
桑德尔指出，优绩主义貌似迷人的公平竞争原则，让获胜者认为他们的成功是他们应得的，是他们才能的衡量，让获胜者忘记了一路上帮助他们的机遇和好运，这鼓励了“精英的傲慢”，更让失败者蒙羞，让失败者只能将失败归罪于自己。
桑德尔同样例举了像快递员、维修工、杂货店店员、仓库工人、卡车司机、护士助理、婴幼儿看护等普通工作者，我们深深依赖这些普通工作者，但是其工作重要性却经常被我们忽视。
所以，要重新定义工作的尊严和成功的意义，工作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对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因此赢得公众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是满足被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所需要这样一种自我需求，而这正是工作的尊严和成功的意义所在。人们通常会认为个人的收入是个人对公共利益所做贡献的衡量，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桑德尔指出，不是每个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流动，在常春藤联盟高校中，来自金字塔顶端1%家庭的学生超过了来自金字塔底层50%家庭的学生数量的总和。而在机会的竞争中，大学扮演了“机会仲裁者”的角色，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大学学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以大学文凭作为获得有尊严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是荒唐的。
桑德尔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来促进上升机会平等：大学采用抽签录取制。这个看似激进又荒谬的方法其实隐含了一个深刻的思想：优绩或才能依赖于运气这种道德上随机的因素。在道德上我是否理所应当的拥有让我有所成就的才能？生活在一个看重我恰好拥有的才能的社会，那是我自己的功劳？还是只是我的幸运而已？
认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会让那些在竞争中“成功”的幸运者变得谦卑，这种谦卑精神正是公共生活需要的美德。而这种谦卑又恰恰是构成成功的一种精神要素，不论我们怎样定义成功的含义。
而认识到运气在生活中的作用更会让竞争中的失败者重拾生活的信心，摆脱精英主义成功观强加于己的道德绑架和精神枷锁。很多事情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改变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
P.S：我在《怎样才能算是成功》、《成功的密码》、《每一个努力的样子都值得喝彩》中尝试从不同角度解读成功。这篇文章再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诠释成功。也许可以借用那句话：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那样的人生是真正积极的、有目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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