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书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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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传说中的王天官

既是改革家又是政治家，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又是玩弄权柄的政客，《明实录》中对张居正的盖棺论定，既肯定了他的改革业绩，也指出他的另一面：“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当时的一位言官江东之对他的批评，也有类似的概括：“才太高，性太拗，权太专，心太险。”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那个以“刚正不阿，清正廉明”著称的清官海瑞（1514—1587）对张居正的评语：“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更有史学家评论，当上内阁首辅以后，张居正举荐任用的官吏，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小人。其中自然有那位来自夷陵（宜昌）的王篆（公元1519-1603年）。

在宜昌的相关史料中，出自宜昌的那位翰林院修编王篆“勇于任事，恪尽职守”，之所以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赏识和信任。是因为身居高位的张居正为了推行“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明史•张居正传》）的主张，以达到“朝清政肃”的改革目的，就需要一批服从自己、拥戴自己的方针政策、并能在贯彻执行中不仅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还得大力鼓吹、强力推行、排除干扰、打击政敌的重要使命的官员。所以，那个出自夷陵，自幼聪颖，足智多谋，有过多地为官的基层经验，又有着京城众多人脉，还能够一方面清正廉洁，一方面巧妙敛财；对政敌铁面无私，对朋党难得糊涂，还有些八面玲珑的王篆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由于张居正的赏识，原来不过就是一名巡城小吏的王篆在逐渐成为张居正的智囊、心腹和红人的同时，万历八年（公元1581年）先被提升为刑部（公安部）侍郎（副部长），接着又改任吏部的左侍郎（吏部尚书的第一副手，古称“少宰”），吏部掌管全国官员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居六部之首，位置可谓重中之重。吏部尚书又与《周礼》中的天官冢宰相当，故又称为天官，所以，在宜昌，王篆又被俗称为王天官。

在宜昌的史料中，做了吏部侍郎的王篆，正而不谲，整顿吏治，捷如风雷，清廉卓异；与厉行改革、实现抱负的张居正相交更笃，相知更深，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在《少宰王篆寿序》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江陵（张居正为江陵人）故私公（指王篆）边饷马政，吏治民隐，无疑不问，无断不成。江陵故私公，部院督抚缺者，必曰某某可；再继之，必曰某某可，各书衣袖中而后已”。

据史料记载，王篆是有史以来，宜昌走出去的最高官员；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尊称其为王天官，地方士绅和文人雅士也将他奉为“先贤名流”。有专家学者考证出，宜昌对王篆的尊崇始于清代。那部刻印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的《东湖县志》这样叙述：“王篆，字绍芳，嘉靖乙卯举人，壬戌成进士。初知吉水县事，历官两京都御史，晋位少宰。扬历中外三十余年，夙有铁御史之号。张居正柄政日，以天下才推之，殁犹荐以自代。神宗书其名于御屏。居正败，篆亦坐废。然犹拔奇士于单寒，准条编以画一。闲居无事，惟日以书史自娱。一时碑版文章，多出其手。”

和许多历史资料一样，这段溢美之词被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出版的《宜昌府志》和同治年间续修的《东湖县志》照录。直到今天，这段文字仍被不断翻译、采信，如《宜昌先贤名流》对王篆有着这样的介绍：“王篆为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名播朝野30余年，号称‘铁御史’。”并说“王篆虽然被诬革职，但他心胸坦荡，不以名利为意。他对于那些出身低微家族不望的学子奇士，极力向上荐拔，对吏部制度和赋税法进行整理，希望有用于朝政有利于人民。闲居无事的时候，每日诵读书经史自以为乐。由于他学识渊博，书法精工，‘一时碑版文章，多出其手。’”

而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夷陵地名考》中，除了增加搜集到的数则有关王天官的传说，同样也赞扬王篆自幼读书刻苦、在朝廷为官清正、爱民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