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是北宋中期负有盛名的文学大家，后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王安石变法的特殊背景下，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他们的友情最终经受住了考验，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王安石变法，苏轼是持反对态度。俩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在做人上，两个人都算得上是君子。而君子之争则是一种贵族精神下的斗争，不会耍手段使绊子，该咋样就咋样。当斗争过去之后，则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元丰二年(1079)，苏轼由彭城调任湖州知州，因为对新法不满，给神宗的谢表中以自嘲口吻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说皇上让我外放作地方官，正好我也不愿意与朝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新进”们为伍。本是发点小牢骚，却被变法派御史李定等人夸大其词，纷纷上书弹劾，指责苏轼包藏祸心，诽谤朝廷，并列举出苏轼诗文中反对变法的所谓例证，神宗只好下令，到湖州拘捕苏轼，收入京城狱中，立案待审，此即“乌台诗案”
此时，已遭罢相身处金陵的王安石，听闻苏轼的凶险情况，不问政事已久的他立即铺纸提笔，写下退隐三年来的第一份奏表，上书皇帝为苏轼求情。王安石在奏表中却竭力为之辩解，而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更是彻底打动了皇帝。神宗才下定决心不杀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如此相救，令苏轼感激涕零，他将此等恩情深铭于心。在黄州度过艰辛的五年后，苏轼平调为汝州团练副使。苏轼上任途中，专门绕道去看望王安石。
此时，在他的心中，早已抛弃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给他的仕途带来坎坷的怨怼，满怀的都是感激之情。王安石听说苏轼要来，特意去长江渡口迎接。
两个人一起在南京玩了一个多月，写下不少相知相和的诗篇。王安石甚至想资助苏东坡一笔钱，让苏东坡也在南京的半山园附近买地盖房子，好好做一回邻居。可见王安石和苏东坡的关系之深厚。
两人的金陵相会，展现了真正君子之风范，更密切了朋友之亲。此次欢聚，使二人登上了友情的高峰，互相留下无比美好的记忆。苏轼日后在《与腾达道书》信中还念念不忘那次金陵之行，写出“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的欢欣话语。
王安石的新法被司马光全部推翻，王安石在极度失望中去世。苏东坡极为悲痛，他饱含深情地写下《王安石赠太傅》，“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给这位伟大的改革家以极高的评价和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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