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旧文，当时因为写作这篇文章还认识了沈亦云堂兄的一位外孙女，今年老人大概有70岁了，特别喜欢读书，还买了我十几本旧书呢】
世人多知宋氏三姐妹，不少也闻听过合肥张氏姐妹的大名，而嘉兴的沈氏三姐妹却少有人道及。
宋氏系新兴资产阶级家族，张氏则为传统官宦世家，唯独沈氏一门乃名不见经传的平民之家，却由于自身的资质和特殊的时代机缘，成就了一段不平凡的家族史话。沈亦云作为沈家长女，她与民国奇男子黄郛的结缘，便是这段佳话的肇始。
黄郛作为蒋介石的盟兄和首席智囊，本系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不可多得的政坛良才，且深具人格之魅力。在办理对日本外交的棘手关节，弟为其易，兄为其难，黄每每受命于危难之际，代蒋签署了一个个妥协隐忍的条约，乃至毁谤唾骂集于一身。
好在夫妻知己相得、伉俪情深，心力交瘁的黄郛在莫干山上总算觅得一方宁静的小港湾，暂舒身心……
一、革命路上的巧遇
1912年初的一天，两位青春妙龄的女子进入位于上海的沪军都督府，此时正值辛亥革命胜利、南北议和达成之际，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两位女子，一个叫沈景英，一个叫郑仲完，她们是辛亥革命时自发成立的北伐女子敢死队（也称上海女子军事团）的负责人。她们眼见革命已经告成，一班女子各有学业、家事，不宜再虚掷光阴，遂决定解散该团体。
女子敢死队成立时曾报告沪军都督府，如今要解散了，也该向都督府提出申报。
接待沈、郑的人据说是沪军参谋长，然而只见那人虽着一身戎装，却掩不住其俊美的面孔、帅气的体态，以及文质彬彬的举止。两女子不由既好奇，又觉惊艳不已，想不到这貔貅军人中还有如此风华俊秀的人物。
那参谋长对两位女子也是好奇，尤对作为敢死队队长的沈景英印象颇好。景英如今虽操兵革，却颇具一种温柔娴淑、美丽大方的闺秀风范，举止之间还带着几分难得的书卷气。他不急于让两位女子离去，而是详细问询了她们关于革命的观感以及今后的理想。
一向胆大的沈景英如实作答：自己从事革命本是一股冲动上头，是幼稚的表现；在几个月的革命期间，目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乱象，更觉社会的进步非一朝一夕之力；自己本有学业，待将来学成之日，再回报社会不晚。
那参谋长虽颔首不语，内心深处却对景英的所见所思深表赞同，突然，一个声音在他心底喊开了——她，岂不是自己苦苦寻觅多年的红颜知己吗？
于是他赶紧自报家门，原来，他就是景英早已耳闻多次的黄郛、黄膺白，此时的身份是沪军参谋长兼总师干，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盟弟和智囊。景英的五舅葛湛候和堂兄沈阜升都是黄的同学，对他可谓破知根底、推许久矣，景英虽然与黄膺白系初见，但对他却一点不陌生。
黄系沈的浙江同乡，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后在清廷军咨府任职。可是他一腔热血，对于革命无日或忘，终于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南归。黄膺白虽在军旅，却文采风流，尤不忘国家之危难，就在他留日回国之前，为了警示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防范，他特意翻译出版了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旅顺实战记》，一时颇受瞩目。
沈、郑两人离去之后，黄郛赶紧找人前去调查沈景英的情况，没想到32岁的他与18岁的她竟如此有渊源。君子以文会友，黄郛立即带上一部《旅顺实战记》，前往上海七浦路的周宅探望在此寄居的景英。
既然双方互相称许、爱慕，感情之路自然就坦荡多了。黄郛虽早有家室，且育有一女，可那不过是秉承母亲之命，两人实无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黄郛一向胸怀高远，急需一位贤内助的辅助，尽管他对发妻吴守诚女士心怀恻隐，然离婚之后多多补偿，也稍可心安理得。
婚姻大事，景英不敢擅自做主，于是便携了黄郛往父亲那里聆听大人之命。
沈家本系浙江嘉兴人，沈父为前清举人，后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几年前来到了位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参与了《词源》等书的编著，呕心沥血，为此损害了健康。
为了能让沈父更深入地了解自己，黄郛便自报家门。
二、志在国家改造的热血青年
黄郛于1880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上虞县百官镇桃园，初名绍麟，号昭甫，字膺白。黄家为世代耕读人家，因遭遇太平天国之乱，家道开始中落。
1886年，黄父不幸去世，家境更趋艰难，黄郛不得不被母亲送入杭州养正义塾读书（一种慈善机构，类似现在的孤儿院），小黄在义塾生活了六七年。
1892年，黄郛转入义塾学堂，四年后又补为钱塘县学生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贴补家庭开支，少年的他便开始在杭州开馆授徒，这年他还不到17岁。
1898年，黄母不幸染上了伤寒，由于病情严重，黄家无钱延请名医，黄郛只得学着古代那些孝子的典范，开始自己遍翻医书，试图寻出救母良方【1】。可惜母亲当年就病逝了，给黄郛留下了无尽的遗痛，令他有如大病一场。
“先君丧后，郛三兄一姊一妹，惟先妣一人任教养之责。含苦茹辛者十二年，而先妣又见背，时戊戌五月八日也。呜呼！郛生七岁而孤，先君之训诲不可得而忆焉！幸赖先妣苦心抚育，督学綦严，攻读偶有不专，即鞭责不稍宽假。塾师有时以成绩优良报，则又谆谆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不可自满也……”黄郛后来在《黄氏宗祠记》中沉痛地追忆道。
就是在母亲病逝前后，遵照母命，黄郛与吴守诚女士结婚，1900年黄、吴唯一的女儿熙文降生。
婚后的几年，黄郛的生活一直漂泊不定，收入也非常微薄。可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此时，风华正茂、文气十足的他受到了梁启超“尚武论”的影响，开始怀揣着一颗弃文就武的救国之心。
1904年，浙江武备学堂招考新生，24岁的黄郛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这成为他一生际遇转变的第一个关键点。
1905年，黄郛作为浙江武备学堂第二批中选的留学人员赴日，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专门为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三年后，黄郛从振武学校毕业，鉴于当时中国测量事业尚未开始，而中国军队又急需军用地图，加上自己偏好数学，他便毅然决然地舍弃了培养将官的士官学校，而改入比较冷门的日本参谋本部所设的陆军测量部地形科。
在同学的记忆中，黄郛是个天才出众、勤勉豪迈的人，“其做事不避艰难，必求其成”。在日本时，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个浙江同乡还效法“桃园三结义”，结成了异姓兄弟。
黄郛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又加入了“丈夫团”，后者都是由坚实可靠的军事人员组成的。
1909年黄郛回国办事，在一次谈话中，一同志指出：“现在多数同志，多在扬子江流域活动，沿江各省，已有相当势力，一朝举事，当无缺少联络之虞。唯独北方为北洋重兵所寄，而同志空虚异常，将来苟欲收大效，北方不能有芜事布置。我人必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之精神，深入以经营之。顾北方为清廷根据所在，活动较难，危险亦大，非胆大心细如兄者，不足当此大任。”
黄郛对此深以为然，并准备付诸实施。次年回国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政府军谘府，军谘府相当于总参谋部，黄郛对此表示道：“北京为清都所在，有高屋建瓴之势。擒贼擒王，则事半功倍，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余将以身试之。”从此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主要以北京政府展开，可谓用心良苦。
黄郛入军谘府后，负责筹办军事官报，并曾奉派前往日本参观并采购机器。
除了此前翻译的《旅顺实战记》，在清廷任职期间，黄郛还经常在《帝国日报》上发表一些“经国宏谟”的文章，忧国忧社稷之心令人无不看在眼中，由此受到清廷显贵们的推重，以至于从未有人怀疑他的革命党身份。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黄郛作为陈其美的头号助手去到上海协助盟兄发动起事，“先生以参谋长兼总师干，网罗贤豪，得人称盛，今之为国栋梁者，不乏其当时部属焉”。
当然，出于维护盟兄的考虑，黄郛也做了一些急躁自私、不顾大局的事情，因此有人怀疑他就是“陶成章案”的幕后主使人。
【1】这类成功的例子很多，如元代名医朱丹溪。
三、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通过景英此前的描述，黄郛也已经对沈家有所了解。
在太平天国时期，位于嘉兴东栅口的沈家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战乱之后，凭借东栅口的区位优势，饱尝流离之苦、身无长物的沈家先祖开始埋头经商，加上自身的努力，沈家终于奋斗成为一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
景英的祖父沈炽年少失学，为了有所弥补，他严格要求儿子们，要他们读书上进，老三沈秉钧终为举人。
沈氏家风严谨，沈秉钧少年老成、做事扎实，有一回在茶馆中被同乡的富商葛氏相中，极欲招为女婿。葛氏先往沈家送去了大女儿的八字，不合；他毫不灰心，又接连送去了二女儿的八字，甚合。沈家也有感于葛老爷子的看重和诚意，便答应了沈秉钧与葛二小姐的亲事——这便是沈景英的父母。
沈秉钧三女一子，长女沈性真，小名大官，生于1894年；次女沈性仁，小名二官，生于1896年（大官、二官一直以“哥哥”、“弟弟”相称）；三女沈性元，生于1906年；子沈怡，生于1901年。在给长女命名时，沈父解释道：“做人应首重‘勿说谎’……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
不过这个名字可苦了沈家大女儿了，因为它太像一个出家人的名号了，所以同学们常常喊她“师太”；后来，鉴于弟弟的谱名为“景清”，沈性真便自作主张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沈景英”；再后来，她的老师由于景慕明末巾帼英雄沈云英，便为景英取字曰“亦云”，希望景英再续巾帼佳话。从此沈景英便以字行世，是为“沈亦云”。
沈父厚道为人、做事一丝不苟，沈母则是一个爽快活泼、热情慷慨的人，两人在教养子女方面却成了“严母慈父”的典型。嘉兴虽为诗书之乡，可是时当旧时代，女子读书本为无可无不可之事，偏偏这个沈母用心、沈父开明，一举使得沈氏家族脱胎换骨。
亦云小时候，十天穿破一双鞋，很有些史湘云的野气；父母不强令她学女红，反使她无意中认识了几个字，最初从墙壁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学起，别个孩子能念下来已经满足而止了，偏偏亦云喜欢问长问短求个明白。沈母有所触动，便动了要女儿读书的心思。
好在沈父开明，立即赞同妻子的想法。嘉兴又是重学之地，负责的男女先生都有，如此一来亦云就不愁找不到好老师了。当时沈父自己也是一位教书先生，他虽从不责打孩子，可功课上绝不许孩子蒙混过关——就是在这样严格的督导下，亦云小小年纪便开始在女儿国中鹤立鸡群！
为了继续求学，12岁的亦云考到了千里之外的天津女子师范学堂。这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本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所办的新政之一，其功绩不容抹杀；在该校前后的知名校友中，除了沈亦云之外，还包括了女界伟人沈佩贞、女作家凌叔华、鲁迅夫人许广平，中共女党员刘清扬、邓颖超等人。
女子求学，当时基本是半路出家，甚至多半是婚后入学，因此在天津女师上学时，亦云不但是年纪最小的，而且一般同学都比她大十多岁，差距最小的也有五六岁。然而由于她自身天资甚高，以至她成为了老师的宠儿。亦云的功课好得出奇，每次考试都可以拿到学校奖励的最高津贴10元，这在那时是个很大的数目，亦云不免大手大脚起来。
亦云常以“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自励，所以她懂事以后变得非常胆大、负责，还做过一段弟妹们的启蒙老师，弄得弟妹们对她过分敬畏，亦云自己不免有些后悔。
有一回学校闹学潮，起因无非是一件小事，闹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还在坚持不退让，最后干脆被学校开除，亦云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老师们可惜这样出色学生的流失，后来便写信要她返校，可亦云此时已经转到自费的教会学校读英文去了。老师们还不肯放她，在她们的再三催促下，十六岁的亦云居然成为了保定一所女学的孩子王。
没多久，自感年少学浅、不堪为人师表的亦云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下，毅然辞去了教师之职，又入位于苏州的英文学校，准备来日考取官费留学资格。恰逢辛亥革命事起，一向热血的亦云拜别父母弟妹，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她们做制服，上街头募捐，还想上前线，一班受过教育的如花少女，睡地铺，穿黑衣，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自备零花钱，一片报国热忱。”亦云的表现尤为出色，所以她很快就成为了女子军事团的团长。
四、夫妇联手著宏篇
黄膺白、沈亦云两个人都“能干亦有文采”，还都在少年时做过教书先生，而且还都曾是热血青年，如今也都有志于读书上进。仅仅从家世、学养、阅历、追求上看，二人真可谓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沈父原本没有不答应的道理，可是他也有他的顾虑：黄膺白才华太露，做事不避艰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个时代政治场上又流行暗杀，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黄膺白者，很容易招来政敌的报复（陈其美后被暗杀，蒋介石虽多次遭遇暗杀，但有惊无险）。
不过，黄郛本一淡泊之人，他无意从政，革命功成之日，也正是他急流勇退之时，将来他要从事的，无非是教育或实业。他还能够择善而从，亦云后来回忆说：“三妹性元问‘膺白’二字如何解释，父亲说：‘膺’是胸膺，‘白’是坦白。这些，我后来都告诉了膺白。从此以后，他答人问大号，总说：‘胸膺之膺，坦白之白’，亦终身黽勉‘胸膺坦白’四个字。”
鉴于黄郛的诚恳态度，沈父终于被打动了，应许了这门婚事。仅仅三四年后，沈氏父母相继故去，亦云作为长姐，便一肩挑起了抚教弟妹们的重担。
1912年9月，黄郛主动交出了自己的兵权，成为了一位有名无实的陆军中将。有人对此褒奖道：“民国初建后，他能够带头自解兵权，积极进行军队的编遣工作，对于军人来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超然精神，突出表现了其军队国家化思想。”
10月下旬，黄郛与吴女士离婚，与亦云喜结连理。此后便是夫妇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新生之路，不得不说，两个人的结合，除了感情相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优势互补，亦云成了膺白的伴侣、保姆、秘书兼顾问。
虽然黄郛志不在政治方面，可作为一位热心国事、关心国运的热血之士，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在反袁斗争失利后，黄郛夫妇曾双双亡命海外，他们取道日本于1915年5月抵达美国。
黄郛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但是对于日本的观感却不是很好，后来亦云回忆道：“我们到东京时，几个曾经远行过，或有力远行的人，都在想离开日本。与日本人处，很容易谈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义侠之士同情而帮忙，然是危险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险。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热情而又小器。对中国政策亦矛盾，以他们义侠之气，很要帮中国革命成功；以他们要蚕食中国，又很怕中国强盛。”
黄氏夫妇是有能力的人，所以他们一路远行到了美国的旧金山。旧金山的卜忌利在那时是美国西部一个有名的大学所在地，在漫长的暑期都有很多进修班可以入学。两个好学的人幸得安居于此，自然不会错过如此难得的学习良机。
沈亦云当即报名听课，选的是历史和新闻学。历史是亦云一贯的爱好，也是黄膺白的兴趣所在；而学习新闻学，也是膺白劝说的结果。
“膺白常常同我谈，以后回国，无意从政，我十分同意。我很希望他教书，不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教书先生的女儿，我觉得好的教师不仅要求学生举一反三，教师本身亦要做到教‘此’而能启示‘彼’。膺白注意一个问题时，常搜罗前后左右各种问题，他自己说是受军事训练之故，我以为是他一种性格，于中国新兴的教育，需要求多方面的了解甚合宜。但他自己有愿做一新闻记者，他说做记者的条件，要看事很清楚而比人早一步，要热情而自己没有支配欲，他自以为合格。他发现我有和他近情之处，所以怂恿我听新闻课，希望我做其记者的记者。”亦云回忆道。
夫妇二人常去卜忌利大学露天的希腊剧院听人演说，有一回老罗斯福总统来此，他们也有幸聆听到了这位杰出总统的演说。
1916年秋天，在袁世凯死后不久，黄氏夫妇翩然归国。海外之行扩大了黄郛的见闻和眼界，也引发了他关于国际国内时局的深入思考。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也出现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乱局，“不到几个月工夫，在政府的几个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击，欲效奔走而无能，对政海看得更可怕。我们讨论实业不成，又想回到读书之路”。于是黄氏夫妇从北京转到天津，在此渡过了三年读书、写作的平静生活。
相对安逸的生活，便于黄郛从事著述，因此当一战进入尾声的时候，他于1918年秋撰写完成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将来》一书。此书一经出版，广受推崇，一时洛阳纸贵。很多好友，出于诚意，还要他减价大批量出售，以满足广大学子的渴求。
一战结束后不久，黄郛再次撰写了《欧战后之新世界》一书，由于此书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所以黄氏夫妇艰难地劳作了一年才脱稿。
这部作品可以说夫妇二人的共同结晶，实已超越了古代士大夫所希冀的“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的层次，亦云对此回忆道：
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改变国境或政制之国，从历史说到地理和政治，还有战后新发生各项问题。关于中国，如青岛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各成单章。其烦累与第一本大不相同，早起迟睡，差不多一年光景。膺白的草稿，其实十分清楚，但两书都由我誊录一遍。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要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一小段的电报，往往要修改一节稿。这些，虽然后来看脱稿时尚未定局，而只能注明是哪一天的局势，但写的人总希望给读者以最新最确实的分解。他想将画地图一事交我，这是他自己的专行，比我快而好，我一试而即缩手，书中几章最详之图，均他亲笔……我替他看同时人的作品，怕重复则劳而无功。
汪精卫自辛亥革命以后，长居法国六七载，亲历了欧战，也参与了战后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汪在这时写了一部《巴黎和会与中国》，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亦云得知此事后，为了能够及时参考此书，便写信给身在上海的弟弟沈怡，要他在书出来后以最快的速度邮递一部到天津。
后来，亦云一口气看完了汪著，当时黄郛正在北京，她便写信告知丈夫汪著的一干情形。谁知消息灵通的黄郛也以最快的速度看完了汪著，汪是一个书生气的文士，他的见识有限，因此黄郛自信汪著“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欧战后之新世界》出版后，黄郛再一次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正是由于两书出版所获得的名气，使得黄郛被时任总统的徐世昌所看重，为其捉刀著书。
1920年冬，黄郛从徐大总统那里领到了几万巨款，准备以考察战后经济的名义出国游历。时值华盛顿会议召开，黄郛撰文以期唤起朝野上下对于此次会议的重视，结果他被北京政府外交部聘请为会议代表团顾问。
正是在考察期间，黄郛注意到教科书对于一国精神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如日本之武士道、德国之日耳曼魂、英国之绅士风度、美国之自由独立，全由教科书所承袭和传达。他认为民国成立以后的新教科书缺乏中华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因此从各国购买了一批教科书拿回国内以资借鉴。
归国后，黄郛任职于北京中央政府，曾一度出任教育部长，并曾讲学于北大、北师大。
五、为盟弟指点江山
由于北洋后期复杂多变的政局，黄郛的仕途并不顺利，乃至两度辞职。
为了刷新政治，黄郛参与了冯玉祥等人的政变密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他一度出任摄政内阁总理，后曾代表段祺瑞新政府参加关税会议，负责对日协商；由于他与日人往来甚欢，所以取得了一些意外的外交收获。
首都革命，是以黄郛为代表的民主自由派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走的第三条道路的一次具体尝试。亦云后来对此评论道：“当时文化界及关心国事之中间分子，寄摄阁以厚望，许为北京最清新欲有作为的一个时期。可惜摄阁只有极短时间，被旧势力烟雾所罩，不能与一般有心人多通声气，未曾谋得丝毫福利，亦为祛除多少祸害，这是无成见的爱国”，但从此以后，中国“选择第三条道路的人，亦想不起来他们的前锋还有这么功败垂成的一幕。”
黄郛不恋栈，这也是民主自由派的一大特点，在面对国家的纷乱大局时，当他派势力在意权位之时，他们就会选择退出，可谓拥有“难进易退”的特色。
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后，黄郛不得不转赴天津蛰居。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处于十字路口的蒋总司令立即邀请盟兄南下，以共谋大计。
1926年底，黄郛抵达南昌。面对盟弟与中国所处的形势，黄郛对蒋的建议是“离俄清党”，也即是反苏反共。
黄郛一向视俄国为中国的大患：“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若是个家，我早已搬了，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争取）日本这一条路……国民党若要改变一面倒与苏联的办法，日英两国是不能不首谋谅解的……苏俄顾问太专制了，共产党太可怕了，使国家观念很重的国民党感觉不安，必须离俄清党。”
其实，早在几年前孙中山准备联俄容共时，黄郛就颇有微词，可惜他身在曹营，人微言轻。如今是盟弟当家作主，他的主张贯彻起来就容易多了。
此时，以私人身份助蒋的黄郛在幕后“几乎无职不居，无事不做”，发挥了谋士一般的特殊作用。凭着与蒋的特殊关系，加上出众的学识、资历，以及不凡的人格风范，使得黄郛成为未来国民党新政学系不党自魁的精神领袖；尽管他本人并不是政学会的，但他却在政学会向新政学系的转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其中的联系人。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当时他急欲复出，但是在盟兄的建议下，蒋终于明白了守机待时的重要。
10月，蒋介石访日，黄郛为其留守上海。在蒋宋联姻的问题上，黄郛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宋家的人大多从政，有很强的权力欲，一旦蒋与宋美龄女士结婚，那么宋家势必干政（陈洁如则对政治全无兴趣）。然而此时蒋的当务之急是夺天下，而不是治天下，因此这一次蒋没有听取二哥的意见。
蒋复出后，于1928年4月举行了二次北伐。5月3日，当北伐军到达济南时，驻守该地的日军突然开火，杀死杀伤中国军民数千人，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惨案并非日本政府蓄意为之，而是前线部分军官故意夸大北伐军的威胁，导致日本政府误判了形势，乃至增兵山东。
此时的蒋介石政权还不能与日本闹翻，对日需要隐忍为重，因此办理济案交涉的任务便交到了临危受命的黄二哥身上。黄郛一面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争取和平解决济案，正是由于这种妥协的态度，令他遭到了义愤中的舆论的攻击。
在反复无常的冯玉祥等人的攻击下，本就无心仕途的黄郛，一俟济案交涉完成，便携带夫人及夫妇两个唯一的女儿熙治来到了位于浙江省北部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上，准备在此修养身心。
他长期患病，身体本已极度虚弱，加之心情很差，确也需要疗养。就在临行前，黄郛还为蒋推荐了一位诸葛亮式的智囊人物、新政学系主将杨永泰。
六、弥留之际的爱国者
黄氏夫妇选择安身于莫干山，本为无心之举，在他们看来，莫干山并非什么名胜，只不过山上有很多现成的外国人留下的房子。而且这里距离杭州、上海、南京都近，将来有事外出也方便。。
膺白爱山，亦云爱水，但是为了迁就丈夫，亦云只好安心居此。他们购得了一处外国人转让的房产，两人名号中各取一字，取名“白云山馆”。本来这个“莫干”二字就得自春秋时期的夫妻铸剑大师干将、莫邪，含夫妇共同耕耘、共同奋斗之意。
“我观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观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黄郛将亦云和女儿视为知他的“二三子”，心可稍慰。
“人不难有淡泊之志，而难有宁静之心，我同膺白时时互相勉励。”此时，在精通佛学的好友李晓垣的指点下，膺白也开始钻研起佛学来，以求内心的慰藉——于此，我们也不难想见，很多人加诸在黄郛身上的“卖国”之名是何其荒谬！所谓“卖国求荣”，黄郛一淡泊之人，既不求荣，自然也就没有卖国的动机，更无权卖国。
然而，白云山馆里的两个人皆系积极有为之人，他们不甘心碌碌无为，不愿自顾自地过着逍遥日子，便商量起如何报效社会。
我同膺白曾经商量过：我们将来做些什么事以贡献于社会？二人都同意“不拘一格”。因此我们立了一愿：“受诸社会，报诸社会”，但视需要，没有成见。至此，他提议在乡村尽一点力，从义务教育着手，我立刻赞成怂恿，乘自己健康，可多加一分心力。我们决定尽量用自己的力，方符报答之意。在开始进行时，我向膺白表示我的决心和服务方法：他空闲，不需要我时，我不插嘴；他无暇，事情需要我，我决不卸责。
由于膺白的早逝，亦云在莫干山的前后二十年之间，经膺白之手完成的工作约占四分之一，亦云则占四分之三。这些工作中包括了创办莫干小学、发起成立“莫干农村改进会”等，都是社会改良的基础性工作。
莫干山附近的居民，根本不问黄氏夫妇的来头，只知道他们是大善人、热心人，所以很愿意同他们来往；朋友们眼见夫妇两个隐居于此，未尝不羡慕这对“神仙眷侣”。
他们的生活也颇有情趣，有一年春天，亦云见山上开满了杜鹃花，她晓得妹妹性仁爱花也爱昆曲，就用《牡丹亭》中的曲语请她上山看花：“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性仁回信说，她到南京邀请三妹性元一起，先回故乡扫墓，然后上山赏花。清明时节，三姐妹在山上盘桓十日，临走时，性仁、性元添了不少大筐小包，里面都是山中的野兰花、野杜鹃，大家乐此不疲。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当日寇的铁蹄一步步踏向中华大地的时候，中国需要黄郛，蒋介石需要黄郛，黄郛自己更是寝食难安。作为“山中宰相”、蒋介石的首席大军师，被日本人称为“能够理解日本的第一人”、对日外交的第一张王牌，黄膺白挺身而出是义不容辞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郛在莫干山上深感事态严重。随后，张静江、张群等蒋系心腹人士纷纷来电催促他下山，黄郛即于10月5日抵达上海，参与密议。
在内外交困的危机中，蒋于1931年底再次下野。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到达杭州，黄郛应邀于当日赶到杭州与三弟会晤。两人在西湖之畔密谈了两个多小时，黄郛对于外交、内政、财政等问题，都一一向三弟贡献了意见。
在随后的“一·二八事变”中，在对日谈判阶段，黄郛等人的献议，也得到了复出后的蒋委员长的赞成。
随着国难日深、华北局势的危急，黄郛后来便主持了对日外交工作，负责（背负了卖国之名的）“北平整理委员会”。中国是弱国，所以黄郛希望蒋介石能够像越地同乡勾践那样忍一时之忿，卧薪尝胆，待中国强盛之后，再找日本算账不迟。蒋作为一国领袖，在抗战呼声越来越高的关口，为了使自己保住权威，也需要有人代他受过，何况黄郛与他关系非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他一心帮助盟兄弟，稳定南京政权，出使北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代人受过，不惜毁了自己的名节。”诸如“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表面上是何应钦与日本人签订的，事实上交涉工作全是黄郛做的，也因此，黄郛一时便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当时社会舆论对黄的压力甚大，责难纷纭，连妹妹性仁、妹夫陶孟和也不能理解，在与大姐的争论中，他们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此情此景，黄郛的心情可知。
事实上，黄郛对于日本也存有一些美好的愿望，他真诚希望日本人不要做出两败俱伤的傻事。亦云追忆道：
民国以后二十年间，日本缺乏远见的人，中国亦然。两国在历史上有同根的文化，对世界有共同的大业和大敌，而彼此间先扭成不可解之死结。其大部分责任要归日本所负，朋友岂能从枪口下要挟而得！中国人是不可以征服的！膺白当最后一段交涉之冲，在他前面，是剑拔弩张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连他们的外交官温和派都退避三舍。在他后面，是一党训政而党自分歧的政府。国民不能参与内政，遂指着国难而多所指摘，政府决策愈益傍徨。膺白身不在党，而公谊与私交使他两不容已。他的屡屡南归，为多所陈述而不擅作主。莫说当时紧急，即今事后从容，中国除力自图强，无更好的路。仆仆道途，想望着“多难兴邦”，或者讨论些办法，使日本人知止境，有觉悟，中国人有目标，亦有觉悟。积重难返，他心长力短，赍志以殁。
黄郛当时已经重病缠身，但是华北危急一天甚于一天，蒋介石离不开二哥，所以黄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抱病离开莫干山。
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刁难，一方面是国人激烈、极端的态度。1936年5月，在内攻外逼中，黄郛铩羽南归，绝望已极、衰弱已极的他决心此生终老莫干山，再也不出山过问政事了。
可是，油尽灯枯的黄郛也终于撑不住了，经过德国医生的仔细诊断，确诊黄郛所患系肝癌。癌症在如今都属于不治之症，何况是当时，虽然多方延医问药，黄郛的身体还是一天病比一天。
10月10 日，蒋介石从南京赴杭州，途经上海时，特至宏恩医院探视并致以慰问。蒋告诉二哥：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曲，未曾枉做。蒋走后，病榻上的膺白对夫人说道：“果能如此，死且无憾，何况于病！”亦云“忍泪而笑”。可惜后来抗战突然爆发了，国民党在大陆也失败了，黄郛的名誉随之全毁……
此时的黄郛还被隐瞒着病情，他只觉一日重比一日，开始怀疑起来。亲友多次劝说亦云以实情相告丈夫，然而她终是不肯，担心加重病情。为了弄清楚，膺白便找机会与亦云作了一次长谈，让其彻悟佛家生老病死之理，使其告以真相。
这天晚上，膺白早早打发了护士，亦云看出丈夫是有话要单独说与自己，便一人坐在榻上。膺白言道：“今日勿念佛了，你看我的病如何？”
“医谓甚复杂，须再经手术，虑君不支，故试以中药”，亦云答道，她紧接着又道：“君知我近来茹素念佛何为？半为君祝福，半为自己求解脱也。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自君入院，故旧之遭变故者已几人矣。段芝老数日前在此照X光，今已谢世，畅卿兄正介绍四川名医为君治病，而忽被刺身故。”
段祺瑞已年过七十，生死不算什么，但杨永泰大有为之年，突遭抗日激烈分子暗杀，实为可惜可叹。膺白闻此噩耗，几动感情，亦云紧接道：“人事无常，于兹益信。我曾有一念，君此番病愈，我将出家。”
膺白插言：“此何可者！”
亦云回言：“生老病死，无人可免，亦无人能代，若可以代者，君之病我必一力任之矣！然君此次病愈，必更有最后一次病。我不忍见君之病，亦不忍君见我病，故欲出家，恩怨一齐解脱。”
至此，膺白目闪闪有光，神气活泼道：“生死事曷相谈谈？”
“待君小愈。”
膺白言：“照现在情形，我必先去。”
亦云言：“我虽无病，然忽然先死，未尝不可能。”
膺白言：“尔若先去，有何嘱我？”
亦云言：“君须留待我做之事，我去，盼君急急自做。”
膺白言：“我去，尔将若何？”
亦云言：“请一人为我管家，埋头急急料理笔墨事。”
膺白言：“何故？”
亦云言：“不忆二十五年前在焦山，他日尔为我传之约耶？萦于怀者久矣。”
原来他们初识时，膺白曾约请亦云为自己做传。经亦云提及，膺白记起了此事，于是他从容述所拟写稿之章目内容，大概取材，及每个问题拟就商之人名。
膺白静听亦云所言，偶加可否，有时言：“此事太小，不足挂齿。”
亦云之所以不惮繁琐，是要一一探明膺白的意思，看看他有何嘱咐之语。言毕，膺白不反对，但也不热心，默然良久道：“无论如何达观，半年内绝难动笔。”
“约需两年完工。”亦云接言。
“两年后如何？”
亦云踌躇未应。
膺白忧虑道：“归心如箭耳？小的苦矣。”小的是指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黄熙治。
膺白恐自己去后亦云悲观厌世，故以儿女情动她。亦云言道：“对儿女如种花，尽灌溉之责，彼自有福，然我亦有我自己，绝不暴弃。”
闻听此表态，膺白忽从被中伸出手来，紧紧握住爱人的手，道：“我幸福，我安慰，得此伴侣。”
膺白又问道：“尔何时养此勇气？”
“不忆授我《军人之妻之心得》一书时耶？二十余年来时时作此准备也。”
此时膺白喜极，二人如在另一世界。
亦云结束发言道：“君常诵纳尔逊最后语，感谢上苍，我已尽我责任矣！请亦作如此观，国家自有后来的人。自今以后，将健康托之医药，生死付之天命，静之待其至如何？”
膺白连呼曰：“善”。自次日起，绝不复道医药病苦事，相见彼此一微笑【2】。
只有真正的爱情，建立在完全的理解包容、灵犀相通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笑对风雨乃至超越生死。
【2】以上对话录自《亦云回忆》，基本未做改动，以存其真。
七、不平凡的沈氏家族
11月24日，黄郛病情更加沉重，根据医生的建议，出院返回上海祁齐路寓所。
膺白自知来日无多，便于26日召集私人秘书王大纲及亲友，预立遗嘱处理家事，由律师张耀曾笔录并保管。
对于国事，他也口授了“遗言”，由亦云笔录：
予生五十有七矣！回忆弱冠年代，遭遇甲午、庚子两难，激于爱国大义，投笔从戎，与其时同仇之士，探讨救亡途径，首在根本改造。东渡以后，遂追随中山、克强、英士先生，从事革命。辛亥肇兴，以为自兹可戮力建设，率先解甲释兵。不意甫阅一年，此新兴势力，横遭摧折。自兹环绕于正负两方之斗争，几经演变，直至民十三国民军兴，而革命势力始深植北方。民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兴，而革命势力始统一于全国。予以渺小之身，参与诸役，九死余生，早决以身许国之愿。近年国力未充，外侮先逼，予念先烈缔造之艰难，当前危机之严重，遂冒险排难，受北平整理委员会之命，以撑持北方，缓和全局。今幸建设猛进，统一完成，国际应付，较前已有余裕，予于此时以忧郁之肝疾而终，亦无可憾。然有半年忘情者，个人生命不啻太仓一粟，而民族生命应与地球共存，我人为民族一员，民族生命即我个人生命，用一息尚存之际，对国人与邻邦垂涕而进最后之忠告：
（一）一国当存亡危急之秋，必须有举国一致之精神与行动。今我政治领袖蒋公，忠贞为国，艰苦备尝，领导复兴，责无旁贷，国民应超越主观情感，一致信任，事事以绝大同情，尽全力协赞，并念世运险恶，国命方新，凡百方面，鼓建国之热忱，为沉静之工作，以储近代国家水平线上应有之实力，以待全国总动员之时机，政府对国民，亦应绝大宽容，尽量发挥举贤任能之宏量，俾全国老成与新进，各得发挥其聪明才智，以期野无遗材，而示举国一致之实。
（二）东方文明，自有其伟大之价值，同种同文之中日两国，万无自残之理。然一面标榜亲善，一面维护其错误，于东北四省之后，更冀进图华北，以屏障其一手造成之伪组织。以此对已经觉醒之中国四万万人，非仅为万不可通之路，且将引起无尽期之纠纷。在我故属绝大不幸，在邻邦自身，亦岂安全之道。从此不改所谓共存共荣，将必陷于共衰共乱而后已。邻邦素尊孔孟，急应体念孔孟强恕而行之义，将华北企图断然放弃，进而将东四省觅取，一还我主权之解决途径，则亲善自然实现，一切迎刃而解。循此以求亚洲民族之解放，以光大东方文明，以造福世界人类，又岂仅两国共存共荣而已。
以上两端，均关我一国乃至亚洲之民族生命，兹此将与世长别，而忧国之情，不能自已，谨此遗言。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2月6日上午9时20分，已完责任的黄郛终于永远闭上了眼睛。
在亦云，痛失爱人、知己的心情不难想见，然而最悲伤的阶段似早已过去，她只有坦然料理后事。
国民政府做了表示，要为黄郛尽哀荣。然而此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后，迟至12月29日，被释放回南京的蒋介石才致电亦云嫂夫人：“此次旋京，竟与膺兄永隔天人，尤切悲感，知灵业已安葬，稍缓当往展奠。”
为了继承爱人的遗志，亦云在莫干山上继续为大家服务，直到1950年被迫离开大陆，定居美国。晚年，她在《亦云回忆》的自序中说：“有人以为记着历史是自沉于过去，我不敢。有人以为表彰身后，我亦不尽然。历史并非仅英雄豪杰之事，是成此历史的民族生活记录。亡国不能有历史，草昧难有记录，贡献一点事实，即贡献一点历史；历史的尺度，可能为人道的尺度。”
《亦云回忆》经多年精心而作，不失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更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历史记录。
1971年11月，在爱人故去35周年后，亦云做完了自己想做的事，走完了自己要走的路。
这里我们不妨补记一下沈氏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的可圈可点之处也颇多。
沈性仁自小学习也很出色，她擅长数学，有志于学医，却因为大姐的一句话，被迫改变了志向。而且在文采风流、文史功底厚实的大姐影响下，性仁也逐渐喜欢上了文史，且见书而喜，见读书人而喜。
性仁曾留学日本，后来嫁给了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1943年，性仁不幸早逝，作为好友的金岳霖曾写了一篇《悼沈性仁》的悼文，其中道：“我和她常常寻开心，说认识了两三年之后，也不过说了两三句话。其实她是非常之单纯的人，不过也许她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我不大愿意说她有特别的精神生活，如果她在世，她也不会承认她会有什么精神生活。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她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
性仁还曾参加过林徽因夫妇组织的沙龙，金岳霖特别记住了这位“雅女”的人道情怀：“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彻底的雅。她的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
据亦云回忆，二妹的健康有一部分就是被贫困压垮的，因为北洋政府当年经常拖欠陶孟和等北大教授的工资，二妹又是一个不轻易开口求帮助的人，所有委屈、烦难都一肩承担。
沈怡曾留学德国学习水利，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但由于黄郛的关系，他受到了蒋介石的特别重用，曾出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
沈性元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爱昆曲、擅书法，热心教育事业。1927年与留英归来的钱昌照订婚，夫妻伉俪情深，六十年如一日。钱昌照也因为黄郛的关系，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晚年有《钱昌照回忆录》一书。
沈氏一门，做人做事多有可取，虽无天才诞生，也可谓一模范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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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黄郛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民国红粉》，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钱昌照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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