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中旬，我去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旅行回来，在国道312线途经饮马农场不久即下高速公路，因为这里曾是我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故土难离，我一直将这里视为我的第二故乡。
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回到故乡了。当我踏入这片土地上，心情总是那么舒坦。我在村里见到乡亲们赶紧打招呼，因为我经常来，许多人能认出来。这40多年来，老一辈的农人早已凋谢，我们这一辈人也开始凋零，有的才刚刚过了60岁就撒手人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尤其是缺乏保健养生，在村里鲜见长寿老人。我每次来到村上都会有噩耗传来。这次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李世信老师已于2014年病逝了！
我知道他晚年身体状况不好，但这毕竟让人感到意外，心里仍然是隐隐作痛。遗憾的是，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2013年的7月中旬，我开车去新疆旅行途中，在玉门镇与几位老友偶遇，大家在一起喝酒时，我打听到了他的电话，并当即与他通话，请他过来喝几杯酒。他说他腰疼得厉害，不方便出门。我只好说＂多保重＂！没想到这次通话竟成了永别！
世信老师出生于1943年。去世那年是71岁。
我与他相识是在40年前的1976年。那年春天，我初中辍学到距离玉门油田90千米的乡村插队落户。知青点坐北面南，是一座砖土结构的四合院，大门口外墙上的两行大字格外引人注目：门西侧写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门东侧写的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毛主席诗词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几句。这十几个大字遒劲有力，布局严谨，字字和谐于一体，在农舍中成了一道风景。我们每天都要看到它，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写字的人叫李世信，也是一队的社员。刚到农村对什么事都感兴趣，干活儿也不嫌累。知青与社员们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生产队里有一位30岁出头的大高个儿庄稼汉，长方脸，一双大大的眼睛，脸被太阳晒得黑红，说话声音大。这个人就是李世信。李世信为人厚道，与我们在一起干农活时总爱讲笑话，而且知识面也很广。在田间地头，他讲三国，评水浒，谈起开国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传奇经历来，更是绘声绘色地娓娓道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可以读的书，除了巜金光大道》和巜艳阳天》之外，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几乎都成了禁书，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我喜欢与他相处，尤其是爱听他讲一些有关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有时候劳作闲暇时，他就用树枝在地上练字。时间长了才知道他擅长楷书和隶书，取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他的书法苍劲朴茂，形成了遒劲、凝练的风格。有一天傍晩，他用胳膊掖着一摞报纸来到知青点，笑嘻嘻地将报纸摊开在炕沿上：＂给你们写了几个字，‘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有作为’，与你们共勉！＂上面的墨汁似乎还没有干透，他说着就在寝室的正面墙上比划着。我们几个知青赶紧过来帮着一起用大拇指往土墙上摁图钉。那时日子过得穷酸，买不起白纸或宣纸，报纸成了＂万能"的替代品。报纸不光是用来写字的，知青卷莫合烟用它，上完厕所擦屁股也用它。他的隶书雍容典雅，稳练畅达，遒劲婉美，让屋子里多了几分文化气息。他原来是1963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因学业成绩优秀，毕业后被分配在公社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他家庭成分是地主，被扣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原籍劳动改造。这一干就是七八年，脸上晒得黝黑，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了。有一天晚上收工后，他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兴奋不已。因为知青点＂狼多肉少＂，每天不是“金沟子”面条，就是馒头就土豆丝，一点油水都没有。他家位于知青点南侧的李家庄子里，相距100多米。远远望去，李家庄子像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夯土版筑，大约占地十几亩，高墙大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门楣和门框都十分陈旧，画栋雕梁，屋子里摆放的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家具，八仙桌和衣柜、箱子什么的，让人感觉很古老。嫂子做了拉条子，炒了一盘茄子辣椒西红柿，吃得真过瘾。嫂子叫周春景，原来在镇医院做护士，也是因为受丈夫的牵连，下放到农村劳动。她也是高挑身材，人长得秀丽，举止娴静。
与李世信来往频繁之后，一队的副队长李红卫在生产队的大会上讲：＂我们有些知识青年分不清敌我矛盾，也划不清界线，与‘四类分子’关系密切，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这时许多社员都向我投来异样的眼光。
会后依旧是我行我素，与李世信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我看来，在生产队几十户人家的一百多人中，只有李世信的文化水平最高，他不但写一手好字，而且知书识礼，让我敬佩。他也习惯了人们对他的冷嘲热讽，对我说：＂认命吧！＂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尽管那时候很穷，干一天活十分工，一个劳动日值几毛钱，一年下来光景好的人家也就分几十元钱，老弱病残的庄户人家还要给队上倒赔钱。我们知青是单身，没有累赘，一年也能分到六七十元钱，算是比较好的了。他有一双儿女，那时候也就八九岁，长得眉清目秀，生动可爱，比起其他农家的孩子来要干净整洁了许多。
在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除了＂修地球＂外，就是没完没了的社员大会，在会上队长讲政治形势，副队长分配次日的活计，饲养站的老汉絮叨着牲畜配种受孕的情况，妇联组长强调着结扎带环的一系列措施……会议开得拖泥带水，从天黑开到午夜，有些妇女一晩上能做出一双鞋子来。第二天还要早早干活，搞得大家人困马乏，怨声载道。有时候遇上晩上不开会时，我们几个知青就跟着李世信去距离生产队三四千米处的草湖捕鱼。草湖是一块湿地，里面有众多湖泉，最大的是道曲子泉。道曲子泉水域面积约三四亩地，呈椭圆形，周围长满水草。这口泉很深，有关它的传说也很多。李世信告诉我们，说这口泉遇暴雨不溢，逢干旱也不枯，是一口神泉，深不可测，与敦煌的月牙泉渗灌相通。他又是下套，又撒网，还用自制的钓鱼杆垂钓，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几个毛头小子不会水性，也不会操作，只能借着月光观看。有时运气好的话，可以搞到几十条鱼。回到李家庄子里，他做清炖鱼给我们吃。＂要是有胡麻油，红烧鱼最好吃！＂他有些遗憾地说。那时候穷得揭不开锅，能有鱼吃，已经是皆大欢喜了。他取出一个陈旧的军用水壶，那里面盛着散酒。他给我斟上一杯酒，他也倒上二三两，我与他干杯。这是毗邻的石河子大队专门请外地师傅自酿的苞谷酒。这土酿酒，酒味醇香，香味沁人心脾，喝几杯浑身舒畅。其他知青不会喝酒，还带着学校里学生的那种稚嫩，好奇地看着我们喝酒。我们两人又吃又喝乐此不彼。有时候闹腾到午夜后才罢休。
有一次，队长安排我跟他浇地。10月中旬，刚收完玉米，用疏勒河的水浇灌土地，这也是一年当中最后的一次浇灌。我俩挖口堵坝，漫灌完一块地，再漫灌下一块地，忙碌到半夜三更时，肚子饿了。秋夜凉，尽管披着毛朝外的羊皮衣，也感觉冷。我们捡来干柴，点起篝火。我又去地里挖出几个土豆，放在火堆里烤。等烤熟了，两个人吃着香喷喷的土豆，身上也很快热起来。我从背包里取出军用水壶，里面装了半壶我新灌的苞谷酒，两个人围着炭火，抿上几口，暖身祛寒，让夜间的劳作充满着快乐。
农村厚重的土地激起了我写作的热情，也胡乱写一些诗歌和小说。我借着火光，给他读我的抒情诗。他听得很认真，鼓励我，说我有写作的天赋。我在农村的几年劳作中，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我把他当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党的三中会以后，春风化雨，吹散了郁积在人们心头的迷雾愁云，冲破了一道又一道禁区。1979年春天，公社革委会对李世信的问题进行了改正，为他平反昭雪并恢复了工作，重新回到了公社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他重返校园后，脸上又重新露出了笑容，工作的劲头十足，有时候为了备课废寝忘食。生产队距离公社四五千米，每天早上六七点钟骑着自行车上学校，晚上很晚才骑着自行车回家。有时他有空闲时间，就叫我到他家吃饭。他恢复工作后，工资在学校最高。那时候大部分从事农村教育事业的都是民办教师，他是很少的公办教师。这年暑假期间，他从酒厂新灌了苞谷酒，嫂子炒了肉菜，让我们喝酒。他让我放开喝，说壶里有3斤酒呢。两个人谈天说地，说古道今，说到高兴处就饮尽一杯。在不知不觉中我喝醉了。他扶掖着我，将我送回到知青点。少年不知愁滋味。年轻人的苦乐哀愁也许只有他知道。那年知青点就剩我一个人了，还有两位女生请长假回城了，其他人早已返城当了工人。
到了秋天，我也踏上了＂回故乡之路＂，回到油田参加了工作。临别时，我找到酒作坊的师傅，将掐头去尾的＂二锅头＂灌了一壶。与世信老师和几位关系颇好的哥儿们在知青点又大喝了一场酒。这上好的苞谷酒在农村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了。几年的苦辣酸甜也尽在这一杯醇香的苞谷酒里。
回到油田不久，因为喜欢写作，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文章，很快被提拔任用，担任了新闻干事。新闻干事要采访，正好到处跑，去乡下的机会也多了。
80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那时候为了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和银行给予个人无息贷款。世信老师天生喜欢水和鱼，下决心贷了1万元，在距离道曲子泉不远处的草湖上挖了鱼塘，搞起了淡水鱼养殖。他写信告诉我，让我去乡下玩。后来他女儿铁梅来单位告诉我，说他父亲不懂养鱼技术，发了几次洪水，将池塘里的鱼冲走了不少。鱼塘又大又深，现在到底有多少鱼也说不清楚，已经将剩余的款项都买了鱼苗投入到池塘中了。再后来他也来单位找过我，我请他喝酒时，他说他为贷款发愁。我说银行又不记利息，已经搞了就慢慢来。
1987年夏天，我带科室里的几个人去乡下玩，傍晚时分，李世信带着我们来到草湖。只见他的鱼塘隐没在广阔的湿地中，鱼塘周围水草丰美，三五成群的水鸟不停地在水面上追逐着水中的鱼儿，鱼儿在跳跃。这鱼塘与湿地有机结合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一个天然的湖泊。晚霞把湖面染成了桔红色。我说这地方太美了，非常适合搞旅游度假区。他钓了几条大草鱼，由我来烹饪，依然是清炖。清炖草鱼很鲜嫩，再加上汤也可口，大家都说我厨艺好。那晩借着月光，谈着天，酒喝得很尽兴。
这年冬天，我去玉门镇水利局了解玉门市区的水文资料时，因翻阅和查找资料很费时间，一直忙到天色向晚才收工。与司机一起到乡下拜访了他。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唯酒是万万不能少的！＂他笑着对我说道，也显得特别兴奋。他让嫂夫人张罗着炒菜，自己去柴房里割肉。他说我有口福，前几天才杀了一头黑猪。那时他40多岁，已经评上了高级职称，而且也由老庄子搬到了新建的居民点上，尽管房子宽敞明亮，我说还是老庄子好。他说老庄子已经拆除了。我当即去房后的李家庄子，见已经夷为平地。我嘘唏不已，这本来都是晚清或民国时期的文物古迹，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以后到乡下来，想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他也无奈地说，这都是乡政府统一规划的。
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聚。那天晚上我们喝酒一直喝到了午夜才罢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这20多年中，他留给我的记忆永远都停留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个受尽委屈而又乐观向上的中年农民。1993年秋天我去乡下小住，他这时已经搬到玉门镇居住了，成了地道的城镇居民。后来，又听说他出了一次车祸，伤了腰，为了治疗，顾不上经营，将鱼塘也买了。
14年之后的2007年，我由新疆返回西安途中，特意回到乡下，让我过去的一位老朋友老查带我去玉门镇拜访他。不巧，他那天不在家，因为已经退休几年了，邻居也不知道他的行踪。我失望地离开了玉门镇。
如今我是再也见不到他了。回想起那段插队落户的生活来，就无法忘记他。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位优秀的乡村教师，一位出色的书法家，一位地道的农民。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让我觉得一个好人的一生，真是不容易呀！
他永远都值得我尊重和怀念！还有那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苞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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