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山河

如果我们用哲学、政治学、制度经济学这些现代思维工具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会有个观察结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历史中，群体与个人的关系很不正常。比如，现代国家价值体系里普遍强调的个人自由，在旧环境里完全找不到。那时候，个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完成自己在群体中的职责。要知道，群体和个人的关系，是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从来都不正常，才会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一再重现糟糕情况。

时刻关注群体的重大问题，真的好么？儒家向来有极强的使命感，始终在思考“天下和民族命运攸关，应该怎么办”，始终坚信“辅佐明主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儒生身为孔子之徒，有这样的忧虑，是义务和本分。这种使命感渗透下来，几乎成了所有人的道德标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打小就贴在教室里。没有儒家传统的西方，几乎不可能体会我们这种整齐划一的责任感。现在的国学演讲，还经常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四句话开篇。

这类忧国忧民，忧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怎么办和舍我其谁，质量也低下。因为人类已经探索了宇宙，天地概念早就变了；现代国家，人人平等，用不着别人代替他立命；古今中外文明中有许多伟大智者，又该继承发扬哪一个的思想；如今强调发展和竞争，万世不变的太平也不再被向往，还沿用这类老问题和老答案，已经没什么价值了。最可惜的，是儒生们除了忧国忧民以外，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形成其他的思想成果。

古代的思想者在如何“为万世开太平”这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完全不成比例。古代的思想者，最大的话题，最大的心事，无非是对政治权力的安排。许多人读古代诸子的著作，会产生厌倦之感，因为说来说去，总是先磨炼自己，再配合君主，君臣齐心打造儒家理想中的等级社会那一套话，看一种还新鲜，看了两千年里的书就会想：为什么不换些话题，换种想法呢？从先秦诸子到明清之交的思想家，殚精竭虑，苦思出路，但并没有想出什么。他们对旧弊病批评起来头头是道，一旦试图寻找答案，又总是绕回旧经验和儒家的旧框架。从我们今天的思考来看，他们的工作，甚至没有构成思想的基础。

比如说，晚明大儒刘宗周，是当时士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个人品格也十分高尚。崇祯九年，内外交困，时局已经到了危亡地步。皇帝问计，他答曰：只要你真心诚意，以尧舜为榜样做个好皇帝，就能从根本上解除关内关外的军事威胁。连崇祯都嫌他迂腐，又问现在情况紧急，该当怎么办啊？他又回答，文官不怕死，武将不爱钱，天下自然太平。话虽然在正统中都对，但说得实在不是时候。然而从他的身份来说，不说这个，也说不出什么别的。

这样的场面，自汉代开始，到两晋隋唐、两宋明清，时时上演，有时滑稽可笑，有时凄惨悲凉。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思想局面？有三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因为思想工具的贫乏。这种情形，王小波说得干脆：“儒生们从经典里学到一些粗浅原则，就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大明帝国成了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又是他们交的学费。”而且，人在缺少相关的人类活动时，是没办法做出超出经验的政治设想的，也就是说，思想一旦被限定在儒家范畴里，行动起来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想也不可能去做什么社会实验，去探索另一种制度可能。

另一个原因，是即便面对真相和事实，人们也未必容易接受。即使有全人类经验可供学习的今天，现代性的思想也很难被顺畅使用。人的价值体系一旦固定，再学新知虽然欢欣鼓舞，但一有机会总是要回去。比如上网看新闻，如果你不喜欢“月亮国”，一旦看到标题里有月亮，干脆不打开，再过几年，可能就会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月亮了。

第三个原因，是儒家自身的问题。古代的思想者，几乎都是在权力中反对权力，在体系中反对体系。汉代董仲舒以后，皇权和儒学，都在使用儒家思想工具，本来是只有迈出去才能获得答案的，但即便填写新词，用的也是共同的曲谱，结果是又一次加固了思想的笼子。

儒家思想作为凝聚群体的有力工具，特长是能使其中的每个个体都找到自己的使命，显得精神生活也很充实，简直不再需要独立精神了。这种思想框架导致的后果是，“以天下为己任”被定义成了读书人的职责，儒生们几乎是抢着或至少装出抢的样子去主动承担。要知道，一个读书人，尤其在激荡时期，如果不以天下为己任、闭口不谈国事，会被看做没有心肝。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浪费：古代中国最卓越的头脑，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最大，不知不觉地牺牲了许多学术的前程。

古代的政治思想家，往往也是文学家、科学家、医生，古代的科技实践者虽然是工匠，但有能力搜集整理和传递知识的，仍然是掌握知识权利的士人。如果他们的头脑不被“为万世开太平”这类命题占满，而是用在别处，一定会有更大作为。比如明清之交的顾炎武，对待反清复明的事业，有一点儿若即若离，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不错，四处观览，嘴上说是为了复兴之计，也没忘了满足自己的地理学兴趣，这种三心二意，引起当时很多志士的不满，其实也有些道理。天下兴亡，判别标准应该是个人是否有机会实现幸福。如果天下只要求牺牲和放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兴亡又有什么分别？

群体虽然和每个人有关，但群体的问题，有细化分工下的专业解决途径，群体的责任，该由群体共同承担，个人应该只承担个人的责任。去关注你喜欢关注的问题，干你认为自己该干的事。从许多具体的细节做出贡献，你也许会发现，我们已经用生活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才发现，古往今来，“胸怀全天下”之类的壮志，未必是人人必备的义务。儒家当初那样倡导，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有向善的道德趋势，时刻准备“我为人人”，当然是最大善了。可是，我们也会有点儿好奇：既然人心中都有向善的种子，为什么历史上群体参与的野蛮残忍事件却那么多，这善花又是怎么结出累累恶果来的呢？

抗击清军的袁崇焕是在京师人民的谩骂声中，被推到京城西市去凌迟的。一路之上，全城百姓出动，无不咬牙切齿。刽子手从他身上割下肉，百姓就上来抢，放在嘴里嚼着解恨，据说卖到了一两银子一块。当然，他们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信了袁崇焕私通后金是国家的叛徒。但为什么那么容易中计，又为什么人人都表现得如此凶残？这就要分析那时京城人的心态了，他们生活在来自关外的威胁之中，终日惊恐，精神紧张脆弱。他们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处死叛徒的正义之事，越狠越有理。即使日后知道袁崇焕是被他们冤枉的，他们也会认为受骗的是皇帝，不是他们。直到今天，辨别真相也不是容易的事儿，容易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从辨别真伪的负担里解脱出来，让别人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这就不难理解，暴民是怎么产生的了。很简单，只要放弃几样东西即可，首先是没有自己的原则。没有原则的人群最容易被驱使作恶，用利益，用危险，用激情，用随便什么东西。有时，没有原则是从儿童开始就训练好的；有时，则是个人为了集体归属感而主动放弃。

举个例子，假如某个国家、某个村庄有一个人，他有三条原则：不杀人、不偷盗、不骗人。第一个星期，他的朋友杀了人，出于对朋友的爱护，他开始处处为朋友辩护，将信条也改成“杀人并不一定不好”。第二个星期，一辆汽车在他家村口抛锚，被村民抢了个精光，他觉得自己必须向着乡亲，第二个信条也被修正为“偷东西有时是高尚的”。到了第三个星期，国家出了一些骗子，他是坚定的爱国者，干脆拿出“人类就是弱肉强食”之类的道理去论战，乃至觉得诈骗才是爱国。所以，不到三星期，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样一个人，是很适合放进施暴群体的。

然后，是放弃尊严。自居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激愤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跟着别人做各种坏事。他以为别人都会来同情自己，却不知道外界的舆论和他所处的群体内部，其实大不一样。明末时候的暴动和兵变，自然有官逼民反的朴素原因，但参与者常常觉得自己既然受委屈、受欺辱在先，便可以什么都做，不仅反贪官和皇帝，也反社会，直到乱杀乱抢，向更弱者拔刀，喊出“大户积钱还我债，小民养女是吾妻”这样虎狼一样的话来。

最后放弃的东西，是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对自己做道德约束，是能力，也是责任，当然也就有视为负担的，觉得索性交给别人来决定算了。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吃一块肉，若是劈面抢来，他也许有点儿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有人下令，他夺了就走，就觉得心安理得，仿佛罪不在己。有位好汉爷爷活到七八十岁，听子孙说起清军攻克扬州后屠城的“扬州十日”，就说你们说的这事儿，爷爷是亲历，而且亲手砍死了十好几人，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子孙提出这是否缺德，他老人家大怒：放屁！这是长官的命令，与我有什么干系？自有旁人承担，爷爷才不要管。我这平生得意之事，不能埋没，快去找个石匠来刻块碑把它写上。

这种石碑，我们当然没见过，那只是煞有介事的讽刺。以杀害无辜为荣的心理变态者，总是罕见的。实际情况是，暴民队伍解散以后，多数参与者并不理直气壮，如果被追问，或者矢口否认，或者羞羞答答地说受了蒙蔽。他们当时自以为转移了责任，事后迟早会发现那是虚假安慰。即便只是道德审判，你也找不到当初那个鼓动自己的人了。这种事后像人一样忏悔，而事前事中则像僵尸一样行动的悲惨罪恶，每个人都该竭力避免才是。那些放弃了原则和责任，盲目跟随邪恶的可怜可恨之人，加入的是主流群体之外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本人当然不想留下名字。从存在价值上说，在个人意识消失以后，除了接受审判之外，也不值得留下名字。

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除了模范执行儒家价值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仁人君子，还有一类特立独行的人，在当年，他们被视作狂人怪人，但在逐渐宽容的今天，我们说他们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在当时那样一种群体和个人关系局面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具体说来，有三个要素，可以说正好和沦为暴民的步骤相反，也就是：坚持独立的尊严、独立的原则、独立的道德。

独立的尊严，也就是对自己独立精神的尊重。表现出来，就是愿意为之做什么样的牺牲，在古时候，很可能是生命代价。有个历史人物，就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嵇康是中国历史上独立精神的典范，但嵇康的遭遇，也是想在旧山河里寻求思想自由者的典型悲剧。竹林七贤里，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也最有哲学家气质。后人说嵇康愤世嫉俗，其实他是不在意世俗，所求的不过是在混乱政局中我不惹你们，你们也别管我。但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在司马氏掌权的时期，这就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嵇康自知危险，已经尽量小心了，王戎说与嵇康相知二十年，没怎么见过他喜怒形于色。但他毕竟个性高傲，还是时不时要小小发作一下。为了个性的自由，他在拒绝投靠司马氏这事上，不肯做丝毫让步，最后被杀，也可以说是求仁得仁。在儒家体系里，尤其是司马氏即将取代曹魏那种时期，想追求思想和人格独立，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说完独立的尊严，我们来看第二个要素，坚持独立的原则。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位，是战国的思想家杨朱。杨朱将人的生命看得最重，主张人的生命属于自己，且只属于一次，无论是财富、权力，乃至整个天下，都不值得拿去交换，他既不许别人侵夺自己，也绝不侵夺他人。他在当时影响巨大，占据了理论界的半壁江山，但他的著作却没有流传下来，后人知道的一些片段，还是因为被他的对手引用，才得以保存。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就是说，即便拔我一根毛就能换取天下人的利益，我也不干，这自然是标准的个人主义。法家说你给君主出力，君主给你好处，他不肯拔自己这根毛；儒家说你归仁，就能摊上一个好皇帝，生活既高尚又幸福，他也摇头。他的理论，自然不能成为社会理想，但他强调生命属于自己，该由自己做决定这条看似简单的道理，却又是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被忘掉的。他为什么坚持一毛都不肯拔呢，因为很少有人是只拔你一根毛的，拔了一根，总要有下一根，直到把你拔得光溜溜。

最后一个要素，独立的道德。独立的道德主要指一个人对道德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他所奉行的价值观，不一定是被主流道德认可的价值观，比如许多背负历史骂名的人物，细分析起来，他们并非是真正的恶人，只是价值观和行为在当时显得有些独特。曹操是古代乱臣贼子界的代表人物，从他身后起，一直被骂到近现代，到了这几十年，世人才逐渐承认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和推动作用，也接受了在道德领域为曹操翻案，说曹操是个复杂立体的人，并不是脸谱式的大奸大恶。其实更值得翻案的还多着呢。

五代十国时，五十几年里中原五次易主，有个叫冯道的在四朝为官，不拿丧君亡国当回事儿，常被后世忠臣孝子辱骂。而纵观冯道一生，其实没做什么坏事，私德方面，比某些忠臣孝子也并不差。他的心胸开阔能容人，得罪他的人，乃至当面嘲骂的，他得势时也不报复。他劝过异族皇帝不要杀掠，救下过因为违反买卖牛禁令的二十条人命，武将抢来送他的民女，他都送回家去，遇到被辽兵俘虏的士女，他掏钱赎出送归乡里。但这些以慈悲为怀的善举，在忠字当头的史学家眼里，都是小节，掩盖不了他的所谓大节有亏。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不是大凶大恶，就是大仁大善；这种偏狭的尺度，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做常人做不到的牺牲。

实际上，孔子主张道德上的自主，孟子也讲过大臣对君主的态度，首先取决于君主怎么对待臣下和人民。但到了宋朝以后，则取消了君主的义务，再也容不下冯道这种普通好人。冯道能很好地活下来，大概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道德有独立判断，是不太在意外人议论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