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另一位医师来了，带来了两名护士，把凯瑟琳抬上一个有车轮的担架，我们就顺着走廊上走去。担架迅速地在走廊上前进，被推进一部电梯，人人都得紧贴着墙，才能容纳这担架；电梯往上开，接着打开一道门，出了电梯，这橡皮车轮的担架顺着走廊往手术间。医生戴上了帽子和口罩，我几乎认不得了。此外还有一位医生和一些护士。 “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凯瑟琳说。“他们得给我一点什么。哦，医生，求求你，多给我一点，叫它有效！” 有一位医生拿个面罩罩住她的脸，我从门口望进去，看见手术间附有梯形座位的小看台，灯光明亮。 “你可以从那道门进去，坐在上边看，”一名护士对我说。手术间的上边摆着几条长凳，用栏杆隔开。俯瞰着白色的手术台和那些灯。我望望凯瑟琳。面罩罩在她脸上，现在她很安静。他们把担架往前推。我转身走上走廊。有两名护士正往看台的人口处匆匆赶来。 “是剖腹手术啊，”一个说。“他们要做剖腹手术了。” 另外一个笑起来。“我们刚刚赶上。岂不是好运道？”她们走进通看台的门去。 又一名护士走进来了。她也在匆匆赶来。 “你直接进去吧。进去吧，”她说。 “我呆在外边。” 她赶紧进去了。我在走廊上踱来踱去。我怕进去。我望望窗外。天已黑了，但是借着窗内的灯光，我看得出外面在下雨。我走进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看看一只玻璃柜里那些瓶子上的签条。接着我又走出来，站在没有人的走廊上，望着手术间的门。 一位医生出来了，后面跟着一名护士。医生双手捧着一件什么东西，好像是只刚刚剥了皮的兔子，跨过走廊，走进另外一道门。我走到他刚走进去的门前，发现他们正在房间里对付一个新生的婴孩。医生提起孩子来给我看。他一手提着孩子的脚后跟，一手拍他。 “他没事吧？” “他好极啦。该有五公斤重。” 我对他没有感情。他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没有当父亲的感觉。 “这儿子你不觉得骄傲吗？”护士问。他们在洗他，用什么东西包着他。 我看见那张小黑脸和一只小黑手，但是没见到他动或听到他哭。医生又在给孩子做些什么。看医生样子有点不安。 “不，”我回答。“他差一点儿要了他妈的命。” “那可不是这小宝贝的错。你不是要个男孩吗？” “不要，”我说。医生正在忙着对付他。他倒提起他的双脚，拍打他。 我并不等着看结局。我走到走廊上。现在我可以进去看看了。我进了通看台的门，从看台上朝下走了几步。护士们坐在底下栏杆边，招手叫我下去。我摇摇头。我那地方也看得够清楚的了。 我以为凯瑟琳已经死了。她那样子像个死人。她的脸孔，就我看得到的那部分而言，是灰色的。在下面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缝合那道又大又长、被钳子扩张的、边沿厚厚的切口。另有一位医生，罩着面罩，在上麻药。两名戴面罩的护士在传递用具。这简直像张“宗教裁判”②的图画。我现在看着，知道我刚才能把全部手术都看到，不过还是没看的好。人家起初怎么动刀，我想我是看不下去的，但是我现在看着他们把那切口缝合成一条高高隆起的线，手法迅速熟练，好像鞋匠在上线，看得我心里高兴。切口缝好后，我又回到外面走廊上去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医生出来了。“她人怎么样？” “她没事。你看了没有？” 他神情疲惫。 “我看你缝好的。切开的口子看来很长。” “你这么想吗？” “是的。疤痕会不会平下来？” “哦，会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有轮的担架推出来，迅速推下走廊，进了电梯。我也跟了进去。凯瑟琳在哼叫。到了楼下，她们把她放在她那房间的床上。我坐在床脚边一把椅子上。房间里有名护士。我站起来站在床边。房间里很暗。凯瑟琳伸出手来。“哈罗，亲爱的，”她说。她的声音细弱疲乏。“哈罗，亲爱的。” “婴孩是男是女？”
“嘘——别讲话，”护士说。 “是个男孩。又长又宽又黑。” “他没事吧？” “没事，”我说。“他很好。” 我看见护士奇怪地望着我。 “我非常疲乏，”凯瑟琳说。“而且方才痛得要命。你好吧，亲爱的？” “我很好。别讲话了。” “你待我真好。哦，亲爱的，我方才可痛极了。他长得怎么样？” “像只剥了皮的兔子，蹙起脸来的老头儿。” “你得出去了，”护士说。“亨利夫人不应当讲话。” “我在外边等吧，”我说。 “出去搞点东西吃。” “不。我就在外边等。”我吻吻凯瑟琳。她人很灰白，很衰弱，很疲乏。 “我可以同你讲句话吗？”我对护士说。她陪我到外边走廊上。我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 “婴孩怎么啦？”我问。 “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没活下来。” “他死了吗？” “他们没法子叫他开始呼吸。大概是脐带缠住了脖子还不知怎么的。” “原来他死啦。” “是的。说来太可惜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孩子。我本以为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说。“你还是回去陪夫人吧。” 我找张椅子坐下，椅前有张桌子，护士们的报告用大夹子夹好挂在桌子的一边。我望望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只见到窗内射出的灯光中的雨丝。原来是这么一个结局。孩子死了。所以医生的样子非常疲倦。但是在那房间里，医生和护士又何必那么对付那婴孩呢？他们大概以为孩子会醒过来，开始呼吸。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知道那孩子应当受洗礼。但是倘若他根本从未呼吸过呢？他没有呼吸过。他根本没有活过。只有在凯瑟琳肚子里才是活的。我时常感觉到他在里边踢着。最近一星期来可没感觉到他在动。可能早闷死了。可怜的小孩子。我真希望自己也这样早闷死算了。不，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不过，早闷死了倒也爽快，免得现在要经历这长期的死的折磨。现在凯瑟琳要死了。这是你造成的。你死啦。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把你扔进棒球场去，告诉你一些规则，人家乘你一不在垒上就抓住你，即刻杀死你。①或者无缘无故地杀死你，就像艾莫死去那样。或者使你患上梅毒，像雷那蒂那样。但是到末了总归会杀死你的。这一点是绝对靠得住的。你等着吧，他们迟早也会杀死你的。 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拥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我记得当时曾想，这就是世界的末日，我大有机会做个救世主，从火中抽出木柴，丢到一个蚂蚁可以爬到地面上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只是把白铁杯子里的水倒在木柴上，因为那杯子我要拿来盛威士忌。然后再掺水在内。那杯水浇在燃烧的木柴上无非使蚂蚁蒸死吧。 我就是这么坐在走廊上，等待听凯瑟琳的消息。护士并没有出来，所以过了一会儿我便走到门边去，悄悄地开了门，探进头去。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走廊上灯光明亮，房间里一片黑暗。随后我看清护士坐在床边，凯瑟琳的头靠在枕头上，她那被单下的身体全部平平的。护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然后站起身走到门边来。 “她怎么样？”我问。 “她没事，”护士回答。“你该去吃晚饭，饭后你要来再来吧。”我走下长廊，下了楼梯，出了医院的门，走上雨中的黑暗街头，找那咖啡店。咖啡店里灯光明亮，一张张桌子边有很多客人。我看不见可以坐的地方，一名侍者走过来，接过淋湿的外衣和帽子，给我在一个老头儿的对座找到了一个位子。老头儿正在喝啤酒，看晚报。我坐下了，问侍者今天晚上的客菜是什么。
“红烧小牛肉——可是卖光了。” “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火腿蛋，干酪鸡蛋，或者酸泡莱。” “我中午已经吃过酸泡菜了，”我说。 “对啦，”他说。“对啦。中午你吃了酸泡菜。”他是个中年人，头顶上秃了，旁边有些头发遮在上面。他的脸很和气。 “你吃什么呢？火腿蛋还是干酪鸡蛋？” “火腿蛋吧，”我说，“还有啤酒。” “一小杯淡的？” “是的，”我说。 “我记得你中午也喝了一杯淡的，”他说。 我吃火腿蛋，喝啤酒。火腿蛋盛在一个圆盘子里——火腿在下，鸡蛋在上。菜很烫，我吃了一口，赶紧喝些啤酒，凉凉嘴巴。我肚子饿，叫侍者再端一客来。我喝了好几杯啤酒。我什么都不想，只是看对座客人的报。报上说英军阵地给突破了。那人一发觉我在读他那份报纸的反面，就把报纸折了起来。我本想叫侍者去拿份报纸，可是思想不能集中。咖啡店里很热，空气浑浊。桌子边的客人，大多彼此认识。有几桌在打纸牌。侍者忙着从酒吧那边端酒到桌上来。两个客人走进来，找不到位子坐。他们就站在我那张桌子的对面。我又叫了一杯啤酒。我还不想走哩。回医院太早。我努力什么都不想，保持十分镇静。那两个人站了一会，看不见有人要走，只好走了出去。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的面前已经堆积了不少碟子。我对座那人脱下眼镜，把它放进眼镜盒子，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口袋，现在双手捧着酒杯，望着店里的人们。忽然间我知道我得回去了。我叫侍者来付了账，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就往门外走。我在雨中赶回医院。 到了楼上，我碰见护士正在走廊上走过来。 “我刚打电话到旅馆去找你，”她说。我心里好像有样什么东西沉了下去。 “出了什么事？” “亨利夫人刚出过血。” “我可以进去吗？” “不，还不可以。医生在里边。” “有危险吗？” “很危险。”护士走进房去，把门关上。我坐在外边走廊上。我心里万念俱灰。我不思想。我不能想。我知道她就要死了，我祈祷要她别死。别让她死。哦，上帝啊，求求你别让她死。只求你别让她死，我什么都答应。亲爱的上帝，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别让她死。上帝啊，求你叫她别死。只要你别让她死，你说什么我都做。婴孩你已经拿走了，但是别让她死。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别让她死。求求你，求求你，亲爱的上帝，别让她死。 护士开了门，用手指示意叫我进去。我跟她进入房间，我进去时，凯瑟琳并没有抬眼来望。我走到床边。医生站在床的另一边。凯瑟琳望着我，笑了一下。我俯伏在床上哭起来。 “可怜的宝贝，”凯瑟琳悄悄地说。她脸色灰白。 “你没事吧，凯特，”我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就要死了，”她说；等了一会儿，又说，“我憎恨死。”我抓住她的手。 “别碰我，”她说。我放开她的手。她笑笑。“可怜的宝贝。你要碰就碰吧。” “你会没事的，凯特。我知道你会没事的。” “我本想写封信留给你，以防万一，可是没有写。” “要不要找个教士或者什么人来看看你？” “有你在就够了，”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不害怕。我只是憎恨死。” “你话别讲得太多，”医生说。 “好的，”凯瑟琳说。 “你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凯特？有没有什么要我给你拿来的？”凯瑟琳笑笑，“没有。”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做的事你不至于再和别的女人做吧？不会把我们的话又重复一遍的吧？” “永远不会。” “不过，我还是要你接近女人。” “我不要她们。” “你讲得太多了，”医生说。“亨利先生应当出去了。他可以等一会儿再来。你不会死的。别傻了。” “好的，”凯瑟琳说。“我会夜夜来陪你的，”她说。她讲话非常吃力。 “请你出去吧，”医生说。“你不可以讲话。”凯瑟琳对我眨眨眼，她脸色灰白。“我就在门外边，”我说。 “别担心，亲爱的，”凯瑟琳说。“我一点也不害怕。人生只是一场卑鄙的骗局。” “你这亲爱、勇敢而可爱的人儿。” 我在外边走廊上等待。我等了好久。护士出门来，向我走来。“恐怕亨利夫人很严重了，”她说。“我替她害怕。” “她死了？” “没有，不过失去了知觉。” 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他们没法子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 在房外走廊上，我对医生说，“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没什么。没什么可做的。我能送你回旅馆吧？” “不，谢谢你。我想在这里再呆一会儿。” “我知道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我没办法对你说——” “不必说了，”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 “不，谢谢你。” “手术是唯一的办法，”他说。“手术证明——”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 他顺着走廊走去。我走到房门口。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像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离开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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