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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格尔对东方思想批判之批判

关于黑格尔对东方思想批判之批判

作者: 小书童_李俊 | 来源:发表于2019-02-18 23:19 被阅读26次

     

        黑格尔是伟大的哲学家,这毋庸置疑。但作为一名西方哲学家,难免站在西方视角看问题,而它之所以做出如此武断之判断,个人认为,是因其未立足于东方乃至于中国的历史现场,去推演东方和中国的制度和思想。

        确实,对于西方而言,东方特别是中国,是砖制政体,从这个观念上批判,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要注意到的是,中国这块土地之所以砖制,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人自古以来就喜欢这样,而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因素,迫使历史中国必须要组成一个大的统一政体,而这个外在需要,又迫使内部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也好,潜移默化的观念也好,以维持这样一个大国的内部秩序的稳定。而稳定,至少意味着生存是有预期的,在生存与自由面前,生存的优先级更高。

        恰逢昨日因在书友群内临时有事,导致对历史中国之制度形成的讨论中断,借着这个契机,一并展开讨论,供书友们评判之。

        首先,历史中国之所以形成超大规模国家,并非我们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大国,喜欢砖制,而是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外部压力。

        第一个压力,就是中原地区面对的母亲河-黄河泛滥问题。每个文明都有它的母亲河,但我们中国的这条母亲河,脾气实在过于暴躁,而要治理黄河,就必须在很大的地理范围内协调、组织、指挥人力和物力。马克思当年就是解释东方社会为所谓“东方治水社会”。而治水社会,天然会产生超级权威,天然要弱化个人的自由意志、私有产权等等概念,那种家长式的权威,也只能做到大致公道,但是往往在细节上、在具体的关口上非常专断。

        第二个压力,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安全压力。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极其单一,当遇到瘟疫或自然灾害的情况时,唯一的存活方式,就是抢,去哪里抢,当然是南下抢南边的中原农耕民族。正是因为北方的这个安全压力,中原老祖宗想过“小国寡民”的生活是不可能了,不但要相往来,还要并肩战斗,成为兄弟加战友。但是,话虽如此,并肩战斗也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打仗这种形式,游牧民族天生比较有优势,因为它们生产和战斗人员是一体的,单兵能力极强。而农耕民族做不到,这也就反向迫使了而农耕民族要想形成战斗力,就必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比如人员的组织,装备的组织。光粮草的千里转运,就是一项非常庞大的组织工作。

        因此,历史中国之所以如此这般,第一,治理黄河,让中国人形成了超强的、跨地域的国家权威;第二,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安全威胁,让中国社会的组织能力早熟。

        好,要组成超大规模政体,而在古代小农经济体制下,又无法承担能够支撑超大规模政体的经济成本,那么,祖先们就会想,一家如此,是否可以以家治国?而以血缘为纽带,是一种成本低廉且有效的组织方式,“宗法制”应运而生。

      所谓宗法制,就是家国同构体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治结构。以血缘作为纽带,这其实很正常,这是人之本性,试着想想看,随着文明发展,统治范围扩大,统治者一人忙不过来,自然就得需要其他人帮忙,而这个其他人,对于统治者而言,哪些人是最值得相信的?当然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古今中外亦如此,但是请注意,中国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而且还有一系列配套措施,为什么?因为中国与西方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量级的,欧洲的贵族制只需要维持小规模政体运行,而中国需要的是维持超大规模政体运行。众所周知,中国的亲属称谓相当的细,对应的是长幼尊卑和远近,归根结底是维护“嫡长子继承制”。

        说到嫡长子继承制,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嫡长子继承制?难道天然如此?确实,人类的天然继承体制是“兄终弟及”制度,也就是说,首领死了,有能力的兄弟即位。为什么呢?因为上古时代,生产条件低下,领导人,所谓的权力,更多的是责任,而并没有多余的其他待遇,那么,所谓的禅让制、兄终弟及制就变的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我值一段时间班,你也得轮一段时间,总不能老折腾我一个人一个家族。

        那么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资料出现了剩余,统治者开始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兄终弟及制就出现了弊端,统领死了,兄弟这么多,个个都觉得自己才高八斗、本领高强,请问该选谁呢?那么必然内斗,甚至在统领没死之前就得想办法弄死统领。

        而嫡长子继承制则不同,一是父亲与儿子年龄有差距,有利于政权的长期稳定,二是只要确定了长子继承,就抵消了阴谋家的幻想,三是长子继承制度,比较好确认,只要大家认可这个制度就可以。于是,作为超大规模政体,嫡长子继承制更有优势,取代了兄终弟及制。

      但是,嫡长子继承制纵有百般好,它还是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嫡长子这个人的水平能力高低,无法预期,完全凭运气,这是无解的,只好设法补救,补救方法即为官僚制,用一批组织起来的政治精英来辅佐君王。所以说,中国乃至中国人,政治是早熟的。

      另外,嫡长子继承制还制造出来另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你嫡长子是当君王了,其他的皇亲贵族怎么办?他们已经政治无望,你得想办法安置他们吧?于是,解决的方案就是“分封制”。

        西周时期,周天子把自家子弟派到各地,创设出了诸侯国。诸侯到了各地,按照分封制的原则,在家族内部把土地、民众也一层层分封下去,这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封建宗法制。天子-诸侯(天子的的兄弟)-大夫(诸侯的兄弟)-士(大夫的兄弟及家臣)等等。所以说,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模有样的大型国家。

        但是,分封制还是有问题,带来的新问题是,虽然大家都是亲兄弟,但分封出去以后,过上几代,繁衍出来的众多后代,堂兄弟之间、堂堂兄弟之间,也就和陌生人差不多了。于是,便有了“礼制”、“周礼”。礼制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繁文缛节和祭祀活动,把散在各地的宗族子弟召集起来,按照严格的等级尊卑,在祖先的坟墓或者牌位面前,不断地重申大家有共同的祖先、都是一家人、互相之间是有尊卑秩序的、平时要友好相处、有事要互相帮忙。所以,《左传》里有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戎是战争,祀就是祭祀,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为了把中国构造成一个大国,中国的祖先研发了一个强大的底层制度—宗法制。宗法制确立之后,首先落实在嫡长子继承制上,确保了政治的高度稳定性。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是有漏洞的,所以,又发明了“官僚制”“分封制”“礼制”来给进行补救。

        经过这些努力,黄河流域的农耕部落,初步被整合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以上。

李俊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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