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完成了由人物线索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整理，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历史与文类的角度，观察百年来小说的变革。
记得读《白鹿原》还是在重庆，那时也没诞生特别成熟的阅读软件，我完全是在浏览器自带的功能下，花几周功夫见缝插针地读完。说来有趣，我的读书兴趣竟开始于手机，若那样零散的阅读能激发兴趣，那么所读之书必是一本好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道：“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白鹿原》就着重在前三者的鼎立局势中铺陈情节，颇具魔幻地描写三权相互竞争却又盘根错节的关系。另外，陈忠实在农民运动上也花了不少笔墨，同样涉及的还有叶圣陶的《倪焕之》和茅盾早期作品。后人无以亲临历史，文学亦如史料，年久而弥足珍贵。
另外，阅读“三红”可以一窥国共斗争，钱钟书或新感觉派文人可导览三十年代城市，还有很多小说爱写土改，并且态度随年代截然不同。丁玲的作品、《创业史》对改革抱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古船》中，地主的儿子却读起了《共产党宣言》。到了《活着》，地主的儿子及媳妇更是凝聚了过去中国百姓的悲剧，成了“很苦很善良”的标本。可见九十年代后，很大一批作者把土改作为了素材——但写农民少，写地主却很多——除以上两本，还有《受活》、《生死疲劳》等。
从文类角度，众所周知我国晚清小说被归纳为四条路子。第一条狭邪青楼，民国期间被鸳鸯蝴蝶派继承，后虽有郁达夫、张爱玲、王安忆等，终究算作支流；第二条侠义公案，日后它形成了两条分支，一边走向日后流行的武侠小说，一边则是以麦家为代表的革命推理小说；第三条神魔奇幻，发展最弱，好在近来有了《三体》；最后一条批判写实，这是漫长的年代中我国作家最爱的文类，完全构成现当代小说的主流。王德威教授指出，晚清小说种类丰富，五四的文学革命使文类单一化，“压抑了现代性”。不过，事实上最后一种文类也在发展中融合了其他源头的给养，例如承“三国”讲国家政治大局，承“水浒”讲阶级矛盾、农民造反，承“金瓶”“红楼”讲世情、家族史，不过似乎没有“西游”传统。具体如何，尚待笔者读罢再做判断。
关于文学史，家里头摆着木心先生的《文学回忆录》，据说北大因为王瑶先生严谨的学术传统，对其的文学讲义有所保留。两方面的书我还都未曾拜读，但许子东教授提到了现今史界的大腕，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洪子诚、陈思和，在此记录，日后方便查阅。其中，前三人在80年代中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自此学者开始试图打通现当代文学壁垒，在文学史中不做区分。但作为学科，它们研究方式大相径庭，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化，强调资料与严谨，而当代文学研究则充满思想锋芒，带着文学批评的锐气，不断解读新的文学现象，甚至包括网络。它们各有各的研究资料，例如现代文学有北大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则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06年香港《亚洲周刊》曾组织两岸三地评选了100部中文小说，评委有如王蒙、刘再复、南方朔、刘以鬯、王德威等共14位。许教授的节目挑选的小说也是100部，以时间线索排序，且1949年后全为内地小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简单来说即作家与编辑、读者的关系。是文学生产力影响文学生产关系，还是社会读者群的想象、趣味、价值观反过来决定内容，这在1949年前后发生过重要变化，这也造成了现当代文学的不同。另外，在建国到66年中，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及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入选，这17年究竟是遗产还是负债，洪子诚提出的这一问题学界依旧争论不休。
总之，许子东教授将100部小说分为四个阶段：晚清的梁启超、四大谴责小说；五四后的鲁郭茅巴老曹郁沈等，直到三十年代的黄金时代；42年的延安到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赵树理、丁玲及17年中的“三红一创”，以及国统区的张爱玲、钱钟书等；80年代后，“有高原无高峰”的时代。
《老残游记》中有句话：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一定不会错了。通过这种时间线索的通览，或许有志写作者能从前路中窥出一些将行的方向吧。到了这样一个理论被反复翻炒的时代，若非绝世天才而又不通晓历史，我看最高也只能达到所谓“精英”，这不上不下之地，实乃憾事。
最后，写作该“真诚而不惭愧”，当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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