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系列报道之四：在中国抗日年间的教育。这是个特殊的时期，在战乱年代，中国的有志之士挺身而出，有的人直接参与前线战争，有的人则在旨在国富民强的教育事业上奋斗，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留下了思想的瑰宝。本文背景材料均取自齐邦媛所著《巨流河》。
战火中的南开中学
1936年，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预判到战争是早晚的问题，就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果然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苦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
张伯苓先生曾在晚年回忆当时：“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一九四四年《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的“中国不亡，有我”的教育救国理念，足足说了半个世纪。
战火中的南开中学，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烽火烧的炽热，炸弹声伴着读书声。不跑警报的时候，学生们埋头用功；跑警报的时候，课本仍然带着，准备明天的考试，正因为如此，剩下的时间就变得无比珍贵。
第一批现代意义的教育
南开中学始建于1908年，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校。战乱时代，在重庆更是吸引了许多平津的优秀师资，直到抗战胜利。开设有以下课程：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社团活动主要有合唱团、话剧社等。
先说几个有特色的科目。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所以教育注重国际性，英文教材难度很高；数理化科目程度也很强，中学就开始教微积分，理化程度甚至匹敌大学教育；国文课文言和现代白话文并重，还开设了少见的诗选选修课；体育教育每天下午三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天天练球、比赛。
这样的特点，在当时的情景下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要与国际化教育接轨，就要练好英文；不忘中华文化的传承，就要学好国文；战争结束后，随时要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数理化的基础一定要扎实；战乱时，吃不好穿不好，却更要锻炼好身体，才能好好存活下去。
国文老师孟志荪
南开中学的国文教科书，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主编者就是孟志荪先生。初中教材选文由浅至深，白话文言并重，五四以来的作家佳作启发了学生的新文学创作。高中教科书简直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讲述各时期文学发展。更开创了中学课程少见的选修课，主要是诗选和词选。
“孟老师声音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情感随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教杜甫的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孟老师的国文课极大的启迪了战时少年的性灵，课后，学生们如饥似渴的找从古至今的文学经典来读，让他们内心升腾着对中华文化的厚重热爱，更激发了爱国热情。这就是一门国文课的宗义。
相比之下现在的语文教育，课本的选文就略显单薄，带着对古代文化的“批判继承”的态度，很多文章不敢放入教材，老师们可能也讲不了那么深刻。没有深刻的解读，就无法明白国学之美；不明白国学之美，就无法感受中华五千年的文化魅力，爱国之情就无处依托。
国破家亡中的成长
在那个年代成长的孩子，面临着国破家亡的至痛，更加懂得珍惜；在生死夹缝中的成长，让这些孩子对自己的国家民族有了更深厚的感情，对读书这件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读书的目的也从体察自身扩展到对人类的悲悯。
当孩子心中有了家国，这种胸怀的力量对成长的作用是强大的。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的说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涤荡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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