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

五岁前，我一直是个“药罐子”。因为早产的缘故，生下来不到四斤重，大人们都觉得我养不活。左邻右舍更是闲言碎语：“这家孩子能养活，咸鱼都能翻身”，面对闲言碎语母亲每天在灶前偷偷抹泪，父亲也愈发沉默。这些记忆我自然是没有，只是听惯了邻居婶婶们的旧事闲谈，慢慢的这些记忆就像我与生俱有一样的刻在我的脑子里。

那时候，农村就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村子小，距离村子最近的小诊所也有五六里路，那时也没有一个方便的交通工具，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便是自行车。半夜里我经常高烧不退，因此母亲也用尽了退烧的土法子，以往都是屡试不爽，但也有不见效的时候。没办法，不见效的时候，父亲只能起夜。

冬天的夜晚又黑又冷，但父亲哪里顾得上这些，披了件外套，拿了个矿灯，拉起母亲就往集市上的小诊所赶。这样的夜，父亲不知道走了多少遍，诊所的大夫也不知道在这样的夜里被敲门声吵醒了多少次，总之，我在一次又一次的黑夜里活了过来。

再大一点，有些记忆了，我还是经常吃药。白色颗粒状的、黄色颗粒状的、白绿胶囊状的，每次都是一起吃。黄色颗粒状的像极了现在的彩虹糖，小时候我也以为是糖，因为甜甜的。每次吃两颗的量，我就天真的和母亲商量着能不能吃三颗，或者把白色的换成黄色的。母亲也没读过什么书，哪里知道要怎么给我解释其中的原由，索性就不理会我。

药每次都是要监督着吃完，母亲也极其有耐心，一手拿着药，一手端着碗水，直到我一颗一颗的吞下，母亲才会放心的转身。可是母亲也有疏忽的时候，忙忘了就喊父亲陪我吃药。父亲可没有母亲有心细，拆开药，倒碗水，放在桌面，转身就去忙了，更不用说监督着我吃。平时吃个药我总是慢吞吞的，没有人监督倒是快了。见父亲不在视线范围内，先把黄色甜甜的颗粒先吃完，然后偷偷地将白色苦的颗粒就丢在门后面，胶囊的还得把它拧开把里面的粉末倒掉，然后再把胶囊揉化，以免丢在某个地方太显眼。

这样的小把戏做多了，被抓的概率也就大了。母亲性格向来温顺，但在我丢药被抓这件事情上，母亲从来没有给我留过情面。不管我事后怎么撒娇，怎么哭闹，怎么找借口。母亲总有办法让我吃，哄着不行，就强行灌药。白色的颗粒太大、太苦，母亲就把它磨成粉，溶在水里用勺子灌着我吃。那样的场面，我依然记得，我哭的撕心裂肺，母亲也跟着哭。药灌完了，我也没力气挣扎了，母亲就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一边拍着我的后背，一边给自己抹眼泪。

母亲在我面前从来不说这些细节，但总是说，小时候的你呀，真是遭了不少罪。吃的药，扎的针数都数不过来，别的同龄孩子扎针一碰就哭，到了你这怎么扎都不哭了。小手上、额头上经常都是针孔留下的淤青。母亲看着心疼，就装盆热水，往热水里撒些盐，然后给我热敷。也不知道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多法子，但总是很有效。

这样的记忆大半是听来的，也有些是我自己依稀记得的。听多了大人们的旧谈，我依然不敢主动向母亲问起这些。我深知自己是咸鱼翻身的命，也深知没有父母日夜操劳，细心呵护，就算是活鱼也没这个命。

咸鱼翻身不易，我也愈发爱惜自己的身体。小时候对医院和药物的恐惧，在长大的过程中也逐渐淡化了。比起单纯的害怕和厌恶，似乎更懂了健康和生命背后的责任与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