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圣――杜甫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大家都知道杜牧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而杜甫与李白合称为“大李杜”，那这位“大杜”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千古一圣――杜甫

      上面是百度百科给杜甫的介绍。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

      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穷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沟壑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

    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成了后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这是 余光中《寻李白》中的句子，从中不难看出，李白在唐代的名声有多大。杜甫在唐代并无名声，更无法和李白相比。

      五代时韦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1000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名声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是圣。

      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蒹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而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检校共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于是元稹认为，李白虽然也写诗，但根本无法与杜甫相比。元稹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吡蜉撼大树，可笑有自量。”坚决反对把杜甫抬高。

      其实韩愈不明白，元稹这样惊世骇俗真正的用意，是要为他的新乐府诗扩大影响。想要达到目的，自然是要把他们所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要知道，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

      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最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了《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两位的误导，加上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人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是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一生活了59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又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自然的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看一匹骏马疾驰，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间这些诗句，显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满着盛唐的浪漫精神。

      杜甫始终认为自己是儒家的信徒。他反复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又说“儒冠多误身”或者“乾坤一腐儒”。

      杜甫一生不光不得志，甚至后来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还在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还在为皇帝担忧。

      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所驱赶，时时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他和李白不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向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虽然算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44岁。随后在逃难中，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看到京城的破败，他痛心疾首，写下了他的名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在安史之乱这几年的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景。使后世能如闻所见的了解到，公元八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像蚂蚁一样，无声无息的进入死亡。

      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例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他写下：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写下：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死离别而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的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由于官小，名声也小，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他就乘机逃出长安。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为了嘉奖他，肃宗封他为左拾遗，日后的杜拾遗，就是这么来的。

      他不懂官场的利害，只知道知无不言，结果上任不久，就被贬职。由于俸禄太少，又连年战乱，他干脆弃官，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折磨，用枯瘦的手，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来纪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

      他在流亡期间，在江南遇到了旧友：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这样一个年代，如此的相遇竟是如此的悲凉！

      在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时，一路上他高声酸楚的高唱着“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粟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于元中寓居同合县作七歌》）

      他这样唱着，终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建成了草堂“但有故人供禄米，余生此外更何求？”他脸上终于闪现了一丝笑容，他被举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又称他为杜工部。他心情欢快地唱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千古一圣――杜甫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是何等气派？可是1200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撒江郊……那是他50岁那年，一场大风把它的茅屋掀了个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没被苦难压扁的目光中，撑出一片树荫，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知道自己走投无路后，杜甫还在《又呈吴朗》中写道：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在成都的日子虽惨淡，但还算过得下去，可惜好景不长，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从此他在四川流落了几年，几经周转，才从湖北转入湖南，路过岳阳楼时，写下了：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

      公元八世纪70年代的第一年，杜甫59岁时，终因贫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

      一个对中国诗歌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为他悲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