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吴军先生的《科技史纲》课程，了解到了一个概念——滞后效应。
何谓滞后效应？顾名思义：采取某项措施之后，往往不能立竿见影，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在刚刚闭幕的亚洲杯，日本队表现可圈可点，虽然没能捧杯，但让伊朗队记住了日本首相的名字——安倍晋三（俺被进三）。
上世纪90年代，巴西足球如日中天，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选择学习巴西足球。不同的是，不论巴西足球在巅峰还是低谷，日本对学习巴西足球这件事始终如一；而中国则不同，巴西不行了学德国，德国不行了学西班牙，学哪一个都不得要领越来越弱。
任何改变或者革新的方法手段往往在一开始并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因为原有的平衡会被打破，系统会出现不和甚至动荡。足球发展如此，经济发展同样如此。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也走过了这样一条路。前段时间的热播剧《大江大河》，从细节处反映出了这样一个过程。改革之初，难免会遇到市场监管缺失、投机倒把、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等现象，但坚持正确的大方向，最终会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纵观地球发展史，也是这样。约2万年前，太阳活动使得地球获得的能量增加，但是到1.2万年前，地球的气温才与今天大致相当，这次升温历经了约8000年。
为什么这个过程如此漫长呢？把1克0℃的冰变成0℃的水，需要80卡路里的热量。而将1克水的温度提升1℃仅需1卡路里的热量。
这次升温过程在融化冰川这一前期准备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当然这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想到，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我们看待问题同样可以借鉴滞后效应，发表评论慢三拍。
前段时间看到了一篇关于杨振宁的文章。提起杨振宁我们很多时候会拿他与邓稼先对比。前短时间，于敏先生的离世又将杨振宁先生推上了热搜。
与邓稼先、钱学森不同，杨振宁从事的是搞前沿物理研究，在建国之初很难发光发热，与其当时回国，不如在国外继续搞研究。
回国or诺贝尔奖？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杨振宁选择了国外是为了诺奖，甚至是为了选择优渥的生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1980年，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起成立“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中国学者去该校进修。
1983年12月28日，杨振宁向邓小平建议：“国外认为，搞软件15—18岁较有利。”由此，科大少年班设立了计算机软件专业。
1984—1986年，杨振宁倡议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吴健雄物理奖”和“陈省县数学奖”相继成立。
1997年，在杨振宁建议下，清华大学决定根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经验，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杨振宁把在清华的工资都捐了出来，用于引进人才和培养学生。
虽然没有原子弹那样惊天动地，但我们不应无视杨振宁的贡献。
互联网时代，反转盛行，究其原因不过是看问题没有慢三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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