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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能获得江户川乱步奖，靠的不是巧妙的犯罪构思，而是案件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问题：身体残疾儿不能被小说同时代的日本社会所接受。
为了掩盖生下残疾儿这一事实，残疾儿的母亲理枝决定以假死的方式瞒过了农村所有人，而让亲妹妹昌子把孩子带到东京，寄养在残疾儿疗养院中。但这一事实却被以擅长挖掘隐私再施以敲诈勒索的死者发现，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案件。
但值得探讨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社会问题。理枝与丈夫沼泽是顶着门第之见和村里所有人的压力而结婚的，但结婚后却产下了残疾儿。残疾儿跟无法下田的老人一样，在以务农为生的社会里，无法劳作的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一事实被人发现，沼泽和理枝一家的生活就会崩溃，无法在村里立足。为了掩盖这一事实，理枝才决定让昌子把孩子带到疗养院。
沼泽一家在当地算是富农，所以读得起书，算是个知识分子。当他毕业后回到村里时，以现代的目光来打量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方式，无法接受。他决定改革，给农村带来现代和民主。但村里人根本不吃他那套，再怎么人道和民主的方式在他们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只能用他们那一套来生活。目睹自己的做法行不通后，既无法改变村里的生活，又不能完全接受，只能选择了顺从，如他自己所说：“若无旁人提供帮助，那就只能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层硬壳，独自生活在壳里，任何超越规范的行为，就算在理论上正确，也不能去做。”。
在社会习俗的强大压迫下，理枝一家才决定以昌子的牺牲换得一家人的保全。而对于从头到尾都在调查事件真相的田岛来说，以女朋友昌子的死来换得他们一家人的平安这样的结果显然无法接受，但在回到东京得知当事人昌子的想法以及东京社会对残疾儿的态度，尤其是残疾儿的母亲的态度之后，他才意识到文明的东京跟落后的农村之间并没什么不同。当事者一方面想让别人来了解自己的苦难，来得到社会的支持，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才去所谓的支持残疾儿的慈善组织签名，可另一方面却又拒绝让记者来报道自己的问题，害怕受到伤害。这是软弱的表现，这软弱背后透露的是对社会的失望，对自己所抱有的希望感到渺茫而产生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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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改革，文化观念的改变，社会习俗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个条件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产生效果。
不管是是何种哲学、文学或者是政治，都需要与当时的经济现状、政治基础和文化思想挂钩。为了表达这一点，小说举了一个例子。农村中的婴儿要放在一种名为卫士子的竹编笼子中养育。这种养育方式被视为儿童佝偻病产生的一个原因。以当时东京的现代目光来看这个问题，这些儿童是很可怜的，所以沼泽才决定改变这些现状。但是，他并不了解当时农村的现状，对于要下田劳动的农民来说，如果不把儿童放在笼子里，这些儿童就会因为自由活动而受伤，而为了避免这一点，把他们放在笼子里并待在身旁，不仅可以避免这一点，还可以就近照顾。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无疑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尽管沼泽的观念非常人性化，非常有益于儿童的健康成长，但是这些农民不接受，因为对他们来说，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
虽然说先进的文化理念等的传入是社会发生改变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如果不能跟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发展条件相结合，就会沦为空谈，或者产生水土不服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各个时代的先进文化思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著作，不管是多伟大的著作，有多大的意义，它们都有其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著作不值得一读，因为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是超前的，而且很多都很有穿透力，对于各个时代来说都有启发意义，是不折不扣的思想精华。而且，这些局限性也有可能不是作者没有意识到，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当时社会并不接受，才把那些没有说出的部分隐藏在只言片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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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的改变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则是人的作用。小说最后，还是有人愿意站出来，为自己孩子的健康发展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尽管力量很微弱，但还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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