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电影引发的“蝴蝶效应”

    因为中国人对癌症的普遍恐惧，今年暑假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舆论热议。这部在“豆瓣”上得到9.0高分的电影取材于真实的事件，人性的冷暖、人处于生命绝境时的无助、医疗体系的乏力……每一样都触动着观众的情绪，刺激着舆论的神经末梢。

一部电影引发的“蝴蝶效应”

    徐峥饰演的程勇是个卖性保健品的小商贩，生活几乎把他逼到了绝路：前妻要把儿子送去国外需要钱，病危的父亲做手术需要钱，交房租门面也需要钱。在这个紧要关头，王传君饰演的吕受益给他带来了福音。

      吕受益患有慢粒白血病，需要长期服用一种每盒40000元的抗癌药，加上治疗费，家底几乎被掏空。他偶然了解到有一种印度仿制药每盒仅售500元，和正版药疗效一样，便找到程勇做代购。

      在巨大的利润和同样巨大的风险面前，程勇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因为患者们的刚需给了他盈利的保证。程勇把女儿患病的思慧，自己患病的刘牧师、打工仔小黄毛彭浩都拉入伙之后，就开始了“进货-卖货”的良性循环。他们把印度仿制药卖到5000元一瓶，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程勇父亲的手术有着落了，房租也不用发愁了，甚至还能去夜店砸钱让男经理跳钢管舞。

      售卖正版药的公司发现盗版药冲击市场后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警方很快介入调查。同时，假院士张长林的要挟也让程勇的生意难以为继，程勇只好和大家分完钱散伙，用赚来的钱开了一家服装厂，利润每年几十万。

        然而，很多病友却因为买不起高价药，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程勇不忍看着他们受苦，又重新走上代购之路，不同的是，这次他只卖500元一盒。没过多久，印度药厂关停，他只能到印度的零售店买药，需要2000元一瓶，他还是只卖500元，自己补差价。上千名病友买到了低价药，看到了生的希望，程勇却被警方逮捕了。

一部电影引发的“蝴蝶效应”

        这部电影塑造了很多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主人公程勇开始是为了挣钱渡过难关，发展到后来赔钱救人，从贪财投机到勇敢大义，完成了从药贩子变成药神的蜕变；吕受益是整部电影的悲剧内核，他得知妻子怀孕后，顽强求生，找到程勇从印度走私格列宁，后来程勇因怕坐牢收手不干，吕受益吃不起40000多一瓶的正版药，又不愿给家庭增加负责，选择了自杀；为给女儿治病不惜一切代价的思慧……剧中人的行为都有他自认为合理的逻辑，造假者、贩假者、买假者都是正当的理由，主人公甚至还以做善事的名义行走在犯罪的道路上。

        首先，我们要理解正版制药公司把抗癌药的药价订得很高是因为研发成本高、周期长，如果任由仿制药盛行，正版药无人问津，对正版药制药公司而言也是不公平的，长远来看，对人类医疗事业发展也有弊无利。

        其次，要看到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享受不起发达国家的正版药。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国的六分之一，是一个实行“药物强制许可制度”的国家。印度政府没有把医疗系统完全交给资本和自由市场，相当于默许了印度药商从仿制抗癌药中牟利，但客观上也拯救很多买不起正版药的病人，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影片用假院士张长林的话道出了整个故事的真相：“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这句话也印证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才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用创新驱动医疗行业发展，研发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抗癌药，才能让老百姓的焦虑感有所缓解。

        《我不是药神》触碰了一个敏感而又严重的话题，“良心剧”的称号实至名归。电影上映一个多星期，引发舆论热议，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事实是令人振奋的，2018年11月初，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这是政府对舆论热点最有力的回应。

        因为一部电影，国家加快步伐制定和落实惠民政策，这说明党和政府的确是以人民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对电影工作者来说，这也是另外一种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