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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期
明代是中国古典散文写作旺盛的时期，一是文体蕃盛，应用广泛，出现了不少新文体。内容涉及面宽泛，如政论杂说小品游记叙事寓言等等。二是作家群体庞大，纲领宗旨明确。不同派别众多，相互论战，十分活跃。三是创作理论成熟完整，文学品评标准较为规范。官场文和闲散文在同样的评价标尺之下，业余作家有立足之地。四是兴盛周期长，贯穿了整个明代，且不随着政治而变化，文学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
明统治政治严苛，基本是尚法家的，也崇尚儒，兼信佛，信仰上较为兼容并蓄。与唐宋不同，不怎么推崇道家。道有玄妙飘逸之气，生活态度洒脱，但明中叶之前都极严肃正经。元的统治毁坏了太多中原正统文化，到了明初，社会主流文化及秩序也还混乱，国家编制《大明律》以规范社会制度。因此，洪武建文期较多社会现实意义的讽喻作品，代表作家如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以劝诫讽喻为主调，文章端庄严谨。刘基《松风阁记》是明初不多见的性灵之文。宋濂文章追宗唐传奇，方孝孺《文对》《指喻》，内容接近韩愈《杂说》，微言大义，隐语较多。明初文章是端严方正的，宗旨上崇尚唐宋或秦汉。
明成祖时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期，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重臣创了台阁体文，平庸空虚，粉饰太平，因三人地位崇高，也风靡一时。台阁体的兴起，是给后世立下了专门挨批判的标靶。随后，前七子兴起，反对台阁体，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复古运动。这是气节文人反对歌功颂德的自觉，但是前七子学古却成了泥古。后七子更严重，认为散文成就先秦两汉最高，六朝以后一代不如一代。前后七子都复古，都食古不化，形式主义严重，文章成就不高。
后来兴起的唐宋派，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学习古人但要自为其言，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要有新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取得了不小成就。代表作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其中的归有光号称明代文章第一。
其实此前的文学流派，不管正反方，都主张学古，区别是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复古对于明散文的发展不可或缺。明代散文对元代没有文化继承，只能向上溯源，无论秦汉唐宋，都是寻求评价文学的章法尺度。章法当然是秦汉的好，是本源；但后世文章增加了抒写性灵的新要求。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是学中求变，崇尚抒写性灵。到了明代，微言大义会杀头，文人抒写性灵何苦要传道解惑？为什么不能与现实隔得远点？于是公安派兴起，袁氏三兄弟反对前后七子蹈袭古人，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的散文个性鲜明，俊逸洒脱，语言清新多变。内容多山水游记所闻所见，带有逃避现实矛盾目的。之后，竟陵派又崛起，在古人诗文中寻找性灵，提倡用幽深孤峭的风格表现幽情单绪，意欲匡正公安派的贫乏琐屑，却走上另外的形式主义道路。代表作家有谭元春、钟伯敬、刘侗、张岱。竟陵派虽然理论上有问题，创作实践却成功的，很多作品意味深长，独具慧眼。晚明时期，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陈子龙为首的几社都主张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理论上赞同前后七子，反对公安派和竟陵派。这派以抗清而声名卓著。
纵观明代文坛，看似始终围绕复古学古论战不休，都打个师出有名的大旗而已，实际上都认可抒写性灵，对性灵的理解有所不同。所谓抒写性灵，并非单指风花雪月一己悲欢，敢于直抒胸臆表达主见也是性灵，以隐喻的笔法摹写现实或面对现实悲愤抗争，更是大性灵。明代忠臣多诤臣多，且不怕死，可以说明代的文人是认真地做着文人的。所以，明代的文章不少仗性使气的风格，或议论风生或纵情山水，皆为舒张性灵之作。唐政治清明时多而文章多士人悲酸之气，明政坛昏暗而文章多豪爽慷概之气，看来两朝代文人对于气节认识是有一定差别的。
明文之必读篇目：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刘基《松风阁记》，高启《书博鸡者事》，方孝孺《蚊对》，王守仁《瘞旅文》，归有光《项脊轩志》，唐顺之《竹溪记》，袁宗道《论文》，袁宏道《徐文长传》,钟伯敬《夏梅说》，刘侗《水尽头》，张溥《五人墓碑记》等等。小品中较负盛名的是《围炉夜话》和《菜根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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