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阳明

王守仁，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明世宗嘉靖七年（1529）去世。

年少时随父从浙江余姚迁至越城，后在距离越城不远的阳明洞天结庐，自号阳明子，于是便被尊称为“阳明先生”。

王阳明是明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是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

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所有儒者中最符合“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标准的。

王阳明文治武功兼备，学问自不必说，少年时代诗文、骑射、兵法，都颇有造诣。

王阳明13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而英宗被蒙古瓦剌所俘更是他研习兵法的缘由。

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叛乱，王阳明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仅35天就俘虏宁王，平叛成功。

然而王阳明的盖世之功非但没有得到肯定与奖励，反而给他招致祸端。

各路人等诋毁王阳明，“目无君上”“必反”等六大罪名扣在他头上。

“功高盖主”一向没有好结果，随时面临灭门险境，王阳明处变不惊，“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最终摆脱了危机。

这个时候的王阳明已经进入了思想成熟期，对他而言，这样的危机不是第一次。

早在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就因弹劾只手遮天的宦官刘瑾被杖责四十，贬至贵州龙场做驿丞。

龙场在当时还属于偏远地区，条件艰苦，王阳明的教化行为让他颇受当地人爱戴，他自己也动心忍性，思考圣人会如何作为。

在一个夜间，他忽然大悟，“不觉呼跃，从者皆惊”。从此王阳明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完全不同路径的哲学，而这次经历被后人称为“龙场悟道”。

王阳明在龙场究竟悟出了什么呢？

壹

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灵感乍现时刻，例如阿基米德在洗澡的时候，看见溢出来的水，想到了计算浮力的办法，喊着“尤里卡”（我找到了）出了浴室。

苯分子的环形结构的提出也是因为化学家凯库勒梦见蛇咬着尾巴而得到启发。

这些灵感是思考者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困扰之后，认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跃升。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也是如此，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是“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大学》的重要命题。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宋代受到了理学家特别的重视，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

《大学》提出了两个最重要的观念：“格物”和“致知”。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大学》

“格”相当于研究，“知”就是认识，格物致知说的是认识事物的方法。

如何“格物致知”，理学家众说纷纭，而主流的理解是朱熹的思想。

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本质上就是格物穷理，就是通过接触具体事物，穷索事物之理。

“理”是朱熹理学的重要概念，朱熹认为，一切事物，无论大小，都有理的存在，因此“格物”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一草一木都有“理”可穷。

掌握这个理，是达到对事物的“所以然”和“所当然”的了解。

“所以然”是事物的本质规律，“所当然”是社会的伦理规范。

少年王阳明接受了朱熹的思想，他坐下得意弟子徐爱在《传习录》中记录了阳明自己讲去穷格竹子的经历。

贰

早年王阳明和朋友讨论，要格天下之物，那先从眼前的竹子格起。

于是阳明的朋友早晚都去格竹子，三天就病了。

阳明说朋友这是“精力不足”，便自己去格竹子。

然而他同样“不得其理”，到七天的时候，也病了。

于是感慨此路不通，“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

这件事是阳明放弃朱熹思想的转折点，但必须承认，阳明如此“格”法，是对朱熹的误解。

朱子的确强调“格物穷理”，只有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用力积累”，才能“豁然贯通”万事万物的理，

但朱熹的“格”是指认识的深化，通过对具体个别事物的反复研究，经年累月，会形成认识上的飞跃，进而认识到事物的一般规律，即“豁然贯通”。

这很显然不是阳明那种“格竹子”的格法。

按理说聪慧如阳明，不该有此误解。但不管怎样，“格竹子”是一个契机，让阳明开始从其他路径思索“格物”。

这种思索终于在龙场有了突破，那就是：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理不是来自外物，而是内在人的心中。

叁

既然理在人的心中，格物就要从人的心着手。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格”是“正”，“格物”是“正意之所在”。

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仁民爱物即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劝，即视听言劝便是一物。

“意之所在便是物”，阳明的“物”不是具体事物，而是“意向性”的物。

这个物不是客观的所在，不是康德的物自身，而是在意向性结构中的意向对象，就是人认识之中的对象。

“格物”格的不是作为客观对象的物，而是作为意向对象的物，是“随事随物”。

“格物”就是要纠正人心的不正，所以格物的精髓在于格心。

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格心不是“修心”类的活动，而是在一切实践中不断“正念头”。

由此，阳明就把“格物”从朱熹的“事物”的方向，内移到了心的方向，类似于现象学的“意向行为”，把格物变成格心之不正，转向了内向性立场。

虽然阳明心学更重视“内”，但并不排“外”，而是认为内重于外。

“外”是实现“内”的必经之路。

晚年的阳明认为，格物也不只是“正念头”，而是把良知之理贯穿在具体活动和实际事物之中的实践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