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左岸派的首领，他们与新浪潮最大的不同在于，左岸派更注重文学性，其知识分子气质是这一流派最重要的特征。有人曾说雷乃的影片在影院公映，是极大的浪费，它更适合在沙龙里，一群知己一同沉浸在心灵的奥秘之中。
《战争结束了》雷乃对记忆的态度只属于他自己，他还没有明确的继承者，包括他自己。雷乃在[广岛之恋]里将记忆物化，男女主人公最后呼唤的只是双方的地名。这种将记忆的泛化，更具文化学的意义，对普通观众而言，势必如一头雾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更是异常温柔地摒弃了电影所应具有的全部观赏元素。人物走走停停，反复询问记忆的可靠性，及它的存在是否必要。他中期的《战争结束了》和《慕里埃》加强了故事性，但人物性格依旧松散，主题仍是过于严肃。80年代推出的《我的美国舅舅》是他故事最为完善，内涵较为明朗的一部影片。按照雷乃自己的说法，他是要以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芸芸众生日复一日的苍白岁月。他否定了激情，而所谓的感情，只是人类排遣寂寞的拙劣表达。好在，雷乃并不刻薄，他用他精密的电影语言，不动声色的剪辑，呈现人类无法根除的终极困境。而雷乃自己的态度却是一派朦胧，他惟一的态度可能就是，“我知道现实本身，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现实。”
在左岸派最风光的那段岁月里，他与法国新小说派的两位巨子，玛格丽特·杜拉斯、罗伯特·格里叶，过从甚密。这二位后来也做了导演，成为左岸派的重要人物。他们和雷乃一样坚持，人的感觉和潜意识是电影最应表达的惟一事物。而所谓的感官刺激将破坏电影的本质，并阻碍电影的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雷乃改变了他的这一想法，他努力使影片变得可爱起来，并学习新锐导演，用后现代的手段完成一部作品。《人人都唱这支歌》便是一部赏心悦目的作品，人们的感情明确，并不乏喜剧因素。
不少人把雷乃的流变看作为背叛，而雷乃的说法是，只要电影存在，他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并不重要。
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法国“新浪潮”，和他们的直率自然相比，“左岸派”的导演算不上电影新人，他们对电影艺术的探索早于“新浪潮”，他们天性的精英意识，领得“左岸”电影显得深思熟虑，甚至有点老谋深算，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过于自省，过于内化，这个在电影史上极为重要的电影流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却很少被人们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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