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住的北京到老家邵阳，需要跨越的地理直线距离为1694公里。如果一切顺利，清晨从北京西站出发，乘坐高铁经京广线再转沪昆线，傍晚时分便能回到这座地处湘中南的小城。
邵阳古称“宝庆”，是湖南省下辖地级市之一，地貌特征以丘陵地带为主，西临雪峰山脉，南与桂林地区接壤。邵阳市区的面积不算大，资江在城区与邵水河交汇后，便缓缓流向下游的新化、桃江、益阳等地，最终奔向宽广的洞庭湖。
在很多湖南人眼里，邵阳可能依旧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那座被“黑社会”阴影所笼罩的城市。当时“邵阳黑帮挑手筋、挑脚筋”等各种传闻在湖南乃至全国迅速传开，以致于在外打拼的邵阳人一度羞于提及自己的故土。
今天，曾经为害一方的黑帮早已被清除。太阳底下无新事，与别的四五线城市一样，生活在邵阳的人们正通过淘宝、京东、微信、抖音等各种APP与整个中国紧密相连。
在春节这短短的几天假期里，我在老家同学们聚会时绕不开的话题却是孩子的教育——我们这一代出生在1982年前后的孩子们，终于在第三个本命年里被迫成长为父母，一群焦虑地拼抢教育资源的无奈父母。
新一代的“留守儿童”
L是我的高中女同学，如今是邵阳一家大型医院的儿科医生。当年从衡阳医学院（今南华大学）毕业后，身为这家医院子弟的她在招考中被顺利录取，进入了这家三甲医院任职。在人均收入3000元左右的邵阳，医生绝对属于当地的高收入人群。不过，另外一位担任内科医生的同学却斩钉截铁地在同学聚会上表示，“儿科医生这个岗位，给我再多的钱也不去！”
L的医院是整个邵阳地区唯一的一所三甲医院，从邵阳市属各县前来城里就医的病患们常年络绎不绝，加上儿科门诊的特殊性质，使得她几乎全年无休，工作强度极大。在这种工作强度下，L硬是咬牙写出了一篇SCI论文，现在正向副高职称发起冲击，有几家长沙的医院已经对她抛出了橄榄枝。如此拼命进取的背后，源自她始终坚持要将两个孩子送到长沙接受教育的初衷。
我和L以及大部分的中学同学们都出生于1982年前后，这是一个围绕着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份，当时父母们的手头逐渐宽裕，因此我们的童年虽称不上富足但至少能保证吃饱穿暖。
不过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邵阳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一家家国营企业倒闭或者转制出售，许多同学的父母在那会儿都被迫下岗。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不少人从父母、老师那得到的教育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就可以离开邵阳”。其实，不需要父母和老师多言，我们确实也能切身感受到经济的衰败。最直观的就是，从我记事时起，邵阳一直只有两条加起来长度不超过三公里的城区中心主干道，沿街的建筑甚至在二十余年间都没有多少变化。
我们的中学是邵阳市区唯二的两所省重点中学之一的邵阳市第二中学，在高中入学的1997年还属于湖南省的优质中学，每年都会有几个学霸考上清华、北大等国内一流名校。如今，当年高中班里近三分之二的同学都离开了邵阳，L是为数不多回到老家工作的大学生。这些在邵阳当地工作的同学，大多都进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者从事医生、老师等稳定性较强的工作。
可是，尽管他们人回到了邵阳，当年那份想要离开邵阳的心思却仍然存在着。最为重要的是，如今的邵阳乃至湖南的教育环境早已不复当年。与二十年前相比，全省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几个重点城市甚至几个学校，长沙多所重点中学在小升初、中考等环节中去省内各地区“掐尖”已是常事。
在今年春节高中同学聚会上，L告诉我，邵阳市经济条件不错的父母们都去了长沙买房，这样就让孩子能去省城念书。
“大儿子在邵阳念了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已经就去长沙读书，我之前在长沙买了套房。”L说。
我吃惊地问：“谁陪他去长沙了？”
“我自己父母，我准备今年也调去长沙的医院，这样就可以陪他了，不然现在就跟留守儿童一样了。”
“那你和你老公怎么办？”
“暂时只能分居了。”
L的老公是一名公务员，由于工作单位的特殊性要调去省城长沙难度很大。如此一来，夫妻俩肯定只能常年分居，但这与孩子教育相比，自然不那么重要。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家庭的第一要务都是孩子的教育，这显得那么必要与理所应当。
长沙仍是最终目标
除了L儿子这种由祖辈带着暂时在长沙念书的“新留守儿童”，还有许多的邵阳父母选择将孩子送往长沙寄宿制学校，每个月由学校的大巴统一送回邵阳一至两次。
对于我的发小Y而言，要不要将孩子送到长沙去念寄宿学校是一个纠结了她多年的问题。今年春节我俩约在邵阳新开业的友阿广场碰面，她感慨地表示，最终还是决定让8岁的大儿子在邵阳念小学。
“我本来想着一定要让他去长沙念寄宿小学，后来发现他的性格并不适合这么早离开父母，而且自理能力也不太好，身边的朋友劝我别这么早送他去长沙。”
“那念完小学之后，中学怎么办？”
“还在考虑呢。不过我也准备在长沙买房子，这样以后可以去长沙念中学，先准备一下吧。”
可见，即便Y让孩子留在邵阳，但去长沙念书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而且与其他将孩子留在当地上小学的同学一样，Y也托了人将孩子送入了口碑比较好的向阳小学。
在北京已经经历一轮择校大潮的我突然发现——原来在1694公里以外的邵阳上小学，也是要择校的！
可在记忆里，老家上小学都遵循着就近上学的原则，要么离自己家近，要么离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近。比如我家住在双清区的东风路，念的就是家对面的邵阳市工农兵小学，每天上学走路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但如今的邵阳，稍有能耐的家长首选都是大祥区的资江小学、向阳小学，或者双清区的东塔小学。
Y说，跟你们在北京要择校一样，我们在邵阳当然也要择校的啊。
不同的是，北京一个小学班的人数通常会控制在40人以内，而在邵阳被热捧的这些小学里，一个班的人数有时多达70~80人，甚至出现老师戴着麦克风讲课的场景。
除了扎堆好的小学，近年来在邵阳新开设的寄宿学校也成为一些父母的首选。这些学校基本上都是长沙名校在邵阳开设的分校，横跨小学到高中各个阶段。
在与我老公中学同学及家属孩子的大聚会上，一位女同学告诉我，自己家的两个孩子都送到了邵阳湘郡铭志，大儿子念初一，小女儿念三年级。“这个学校是长沙长郡中学在邵阳办的，从小学部到高中部都有，他们两个人都寄宿了，每半个月放假两天。”
不去长沙也能享受长沙名校的教育质量，而且寄宿能让父母们的压力大大减轻，类似于湘郡铭志的学校在邵阳正越来越受到欢迎。
这个春节，在穿梭于各个同学聚会时，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让和这些同龄人坚持要让孩子去长沙接受教育？邵阳的教育真的那么差吗？其实早几年前，邵阳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形，只是远没有如今这么普遍。
这一天，我又约了初中同学C君见面，聚会中认识了他的一位朋友W。不可避免地，已为人父的W也聊到孩子教育的问题。小学在农村就读的他，诉说了一些我们这些城里孩子当年从不了解的事情。
“邵阳市区的这些小学，在小升初时都会有一些重点中学的指标对吧？”
我点了点头。
在十几年前没有取消小升初考试时，邵阳市区的每个小学都会获得数量不等的重点初中指标。每个小学的小升初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列，邵阳市区的两所重点中学会轮流依照指标数录取学生。
“我记得我们工农兵小学那一届有4个班，差不多有20来个重点初中的就读名额。”
“可你知道我就读的小学只有多少个名额吗？半个。”W笑着说。
半个？！
“是的。当时我在邵阳县的一所乡镇小学念书，我们学校必须和附近另外一所小学竞争一个重点初中的指标。换句话说，教育不公平从那时候已经开始了。”
从来没有想到，当年距离我们工农兵小学大概三四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乡镇小学的学生们进入重点中学的比例竟然如此之低。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就读的班级总共8个同学考上了重点初中，而这竟然是16个乡镇小学指标的总和。
这一幕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邵阳，而教育产业发展到今天，这种教育的不公平愈发明显。尽管大学在招生环境对农村生源有着一些倾斜，但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极度不均衡。
在北京身边的朋友为了孩子拼命择校，我总感觉是北京常住人口太多，教育资源需要靠“抢”才能得到，而且也是在北京生活的外地人能让孩子将来能在北京生活的重要途径。可是，当老家的朋友们甚至将孩子送到长沙，宁愿舍弃夫妻相处或者放弃与孩子日常的亲子相处时，我们的教育是不是真的出了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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