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凝聚家母记忆之片段成果

三日凝聚家母记忆之片段成果（一时兴起，不知深浅，三鼓气竭，望洋兴叹）

@笑独行[述记]

家母钱阿凤，原籍江苏江阴，1944年1月22日生于青阳塘头桥龙潭圩河北村，B血型。由于生日农历为癸未年腊月二十七，也就是大寒后一天，在立春前，所以是属羊的水瓶星座。家母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是贫农，但据家母说，其实外婆家在建国初期并不穷，不但有好几亩地，还有一头牛。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地处富庶的苏南，大家的日子都不难过，农民根本就没有特别穷的，当地也没有地主恶霸，所以，建国初期评阶级成分时，贫农的标准就不得不格外放宽，否则就没有贫农了。

（龙潭圩，圩，音于，凹也，谓低洼处。）

家母在家排行老二，后过继给在上海某橡胶制品厂工作的大舅。初中文化程度，曾经是共青团员。1961年（18岁周岁不到），以上海铁路局职工身份报名支援福建山区林业生产建设，作为900名上海支闽林业工人中的一员，于当年夏天进入建阳县森工部门，先成为伐木工人，后成为木材检验员，长期工作在黄坑桂林伐木场（原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十四团二营三连）广坑工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曾在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家父获得平反，从下放劳动所在地桂林伐木场调回建阳县林业局工作，家母也随之调到建阳水东[木材]采购站工作。在闽北林区，家母曾是远近闻名的美女，与此同时，家母还曾是福建林业系统唯一的女性二级木材检验员（以工代干）。

家母生我时（1964年5月22日）才刚过二十周岁，而且又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才一年就怀上我的，营养很缺乏，所以比较缺奶。于是，家母说，我在婴儿时期吃了不少别人的奶，但我吃奶的时间却长达一年零八个月（这使我长大成人后始终不够独立自强）。我在婴幼儿时期肠胃就不好，家母说，有一次差点就没命了。当时见我肚子拉个不停，家母心急如焚，连夜抱着我从桂林伐木场广坑工区徒步奔走二十多里沙石公路到黄坑公社，敲开公社卫生院（？）的大门，老中医为我诊断后对家母说，你要是再晚一个小时送来，那就救不过来了。

我是1971年开始上学的，小学一年级在桂林伐木场职工子弟小学读，二年级到三年级上学期（1972年9月至1974年1月）在江阴青阳塘头桥停塘小学读，三年级下学期（1974年2月到7月）又在桂林伐木场职工子弟小学读，然后是四年级下学期到六年级上学期（1974年9月到1976年10月）在上海杨浦齐齐哈尔路第四小学读。

由于上海的小学当时是春季班，所以四年级上学期我就没有读（记得就是学珠算的那个学期，因此我一直不会打算盘）。然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事实上我已在读六年级下学期，而福建又没有六年级，所以转学时我就被直接转到建阳二中读初一上学期。由于家父在我读小学时一直是被监督劳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所以当年我先后转学江阴和上海的决定和安排都是由家母作出的，为的是让我不被还不懂事的同学们骂“反革命的儿子”（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有被这么骂过的经历）。

其间，在读三年级下学期时（？），我曾作为学校忆苦思甜文艺演出的小演员到桂林伐木场各个工区和兄弟伐木场巡回演出（在根据革命歌曲《不忘阶级苦》演绎的短剧中扮演受害的孤儿）。当时家母怕我出门有急需，去兄弟伐木场（好象有一个是蕉溪伐木场）时，就让我带了三块钱在身上。在演出结束回到桂林伐木场后，我看三块钱也没用上，就在小卖部买了一大袋的鱼松（好象是一斤装），花了一块一，然后独自步行回广坑工区。一路走一路吃，吃到家里时大约已吃掉半袋，剩下的半袋交给家母，说鱼松很好吃，让家母也尝一尝。结果，没想到家母气坏了，找来小木棍，照着我的屁股就是一顿打，把我打哭了，而家母自己也哭了。记得她当时说，你真是太出息了，这么贵的鱼松你竟然也能买得下去！这是小时候家母唯一一次打我，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家母曾对我说，她是从来都不允许家父打我的，她的想法是，我自己都舍不得打，就更不可能让别人打了。而这个别人也包括家父，因为，她认为孩子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家母与我

家母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天资聪颖，心性也很活跃。从小到大，她对我的人生教育主要就是告诫我要学好，对于我将来会不会有出息倒似乎并不是很在意。在花钱上，她秉承是传统的“穷家富路”观念，在买东西时，她特别注重美感、档次、物有所值和经久耐用（比如说有一百块钱，家父会用它去买五样东西，而家母则只会用它买一样东西）。在这方面，我和小我五岁半的胞妹都深受家母的影响。

家母读的书不多，据我所知，也就是特别喜爱《红楼梦》（那个时代也没有特别像样的书可看，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名著，除了《红楼梦》外，也就是鲁迅著作了，1975年批《水浒》后多了一本《水浒传》，却都不太符合女性读者的阅读趣味）。她没跟我说过她读了几遍，但从她跟我提起过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四到五遍才能够完全读懂，估计她肯定不止读了一遍。1974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全四册程乙本《红楼梦》横排本她一直视若至宝，倒是也会借给别人看，但我读初中那两年，她却无论如何不让我读，因为她觉得《红楼梦》说的首先是男女之间的故事，而我的年纪还太小。当时经毛氏父子加工润色的《三国演义》通行本也能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8月重印版），她也不让我读，说是读三国会学坏（所谓坏大约就是狡诈的意思吧，如此看来，《三国演义》她应该也是读过的）。

与此同时，家母又酷爱听越剧，自己也会唱一些名段，比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什么的。受她影响，我也挺喜欢越剧，还学唱过《红楼梦》中的几个名段。此外，家母还写得一手不错的隶书，而且是用平头的硬毛油画笔（？）写，好象是受教于与她交好的桂林伐木场某位业务领导，而所用的碑帖好象是《汉曹全碑》，应该是文革前出版的吧（或者是文物出版社1973年11月重印的《明拓汉曹全碑》？），总之看起来很旧相（当年没特别关注，也不会去看出版社和出版时间）。

作为妻子和母亲，家母手巧能干、不让须眉（里里外外一把手）是朋友和同事们公认的。我不知道家母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裁缝的，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学的，但却记得在我大学在读时或毕业后家里的缝纫机曾经更新过一次（具体是什么时间记不得了）。那个年代缝纫机堪称家庭必备大件设备，为人妻母的女人多数都会编织缝补，会做衣裳的也不少，但做得好的就不多了，而家母则属于做得好的那类，更难得的是，她只要在服装商店里看到一件好看的衣裳，回来就能自己做个八九不离十了。由于家母会做衣裳（包括编织毛衣裤、缝制床上多件套等），而且做得很出色，所以我和胞妹小时候都没穿过打补丁的衣裳，而且还穿得挺时髦的。记得胞妹中学时期为了穿得时髦，就经常巴结着家母，带她出去看衣裳，然后让她做这做那。而那个年代，能在外面布店（尤其是上海的绸布店）里买到的布料也着实堪称品种繁多、花色齐全，基本上可以满足爱时髦人群手工制作各类衣裳的需求。与此同时，家母也经常帮亲戚朋友和邻居同事买布料、做衣裳。（说到这里，我突然想，有一个能干的妻子，必然有一个不能干的丈夫。那么，有一个能干的母亲呢，是不是也必然会有一个不能干的儿子？）

（2017年1月21日至23日，2月16日校订）

【三日凝聚家母记忆之片段成果_原创：笑独行_体面杂志（笑独行的和讯博客）2017-1-23 16:19:29】

三十三岁的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