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打疫苗的事烦死了，老家那边天天催我。我得回去一趟。”妇人对站着给我修剪头发的唐哥说。
“你可以去柳胥那边打，那里人少，很方便的。”唐哥似乎很了解打疫苗的那些场所，“你打好了，把资料传到老家，就用不着亲自跑一趟了。”
但妇人虽然嘴上应着，心里却似乎已经决定要回老家。
“你老家哪里的？”我禁不住问了一句。本来，我在理发时，惯常喜欢静默地闭上眼睛，或者兴致好时，整个过程都在把玩手机。但因为妇人是熟人，我不想没有素养地冷落她；并且，他们的谈话颇引起了我的一点兴趣。
“黄山的，”妇人回答我，“我这样回去一趟要多花一千多块钱呢。”她的言语里颇有点无奈，甚至抱怨。
但我想，你既然愿意花钱来做头发，这点路费又算得了什么？况且，老家总是要回去看看的。
然而，接下来的话题却说到了她的儿子。他们两人谁先提起，我当时没有听清，并不知道。也许是唐哥，他认识她儿子，甚至有他的微信。当然，也可能是妇人自己。
只是，一说到她儿子，那妇人的话就像开了闸的水——停不下来。
“我就担心他会不会吸毒。”“我们报警，希望他被抓起来，去住牢。”……妇人一阵连珠似的话，我就记住这两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他不会吸毒的——你以为毒品这样容易得得。”还是唐哥安慰她。然而她还是这样担心地说。
“你儿子多大？做什么工作？”我很好奇，甚至于惊讶。我想：有作父母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去住牢的吗？
“他今年二十九岁。在歌厅上班。”妇人说话的同时，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去和我并排的一张理发椅子上，她坐了下去，“就是去歌厅变坏的。他赌钱欠了很多钱。我们每次都是三万五万的帮他还。每一次，他都说是最后一次了，然而，我们帮他还完后，他又去赌，又欠了很多钱。我们前前后后帮他还了四五十万了。现在，我们店里赚出的钱都在替他还债。我们老家还有八九十岁的他的爷爷奶奶，他们都要吃饭。我们自己年纪也大了，开始感觉干不动了。”
她说话时没有一丝停顿，好像她内心积压的怨气要在此刻全部倾倒出来，她继续说：“有一次，他开了他老爸的车到杭州，把车子都典当了，典当了八万块钱……”。
我这里已经无法回忆起她当时具体说的话了。她好像只是在讲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她表情冷漠，或者说麻木。大约她（包括她丈夫）已对自己的儿子完全放弃了。而“放弃”是她自己说的。但是，她终于还在担心他是否吸毒。
“你就这一个儿子？”我带着同情问她。
“我还有个女儿。就是嫁得有点远。那时，因为路远，我本来不同意他们的亲事的。但我后来跟我女儿提出来，她说：‘妈妈你不早点说，现在我和他时间长了已经有感情了。’所以，我也就算了。”
“你女儿嫁到了哪里？”
“蚌埠。”
我猜测妇人五十开外的年纪，但她看起来也许比这个年龄还要苍老些。她一种漠然的脸上，很少有鲜红的气色，而是大部分呈现土灰色。
“我一年里头发都白了很多，以前我是没有白头发的。我自己在店里，感觉快做不动了。”
“你们早上几点起来？”我禁不住又问。
“我老公夜里十一二点就起来干活，我自己四点钟也要起来。”
相对于她内心的颓唐，她的语言表达十分清晰，快速而流畅。我想她同样的话已经不知对多少人讲过了。也许，掏心掏肺地说一说，她的内心会好一些。
她是来染发的——为她一年来不断新添的白发。她在老家的人们的眼里，应该很体面，所以她回老家之前必须将头发染一染。毕竟她大小是个生意人。我想。
很快，我修好了头发。我向他们告辞。我跨出门，走上河边的水泥路，梧桐里的蝉依旧在嘶叫不停，只是，一阵风吹来，我终于感到秋天的肃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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