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作品便是他们内心因为某种原因而遭受压制的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便你叫什么）的升华，这些东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后，作家便摆脱内心的压力，不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然而，这种发泄方式并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仍然会有某种缺憾留在他们心中。这正是为什么作家大多会赞美体力劳动者，因为动笔的人会怀着一种不自觉的妒意羡慕行动的人。托尔斯泰热衷于体力劳动，很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某种欲望的压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没能发泄掉自己全部的欲望，他想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而这种无意识的宣泄行为，却被他真诚地认为是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
最可怖的邪恶与最高尚的感情有可能同时存在。
一般来说，每个人在幼儿时期都会以自我为中心，但到了青春期之后只有天才能够保持这种品性，也就是所谓的“病态”。这种“病态”让天才的精力比普通人更加旺盛，就像用不掺杂质的肥料种出的瓜一样，更加香甜，那些靠有毒成分合成的肥料只会让瓜空长出茂盛的茎叶。
倘若你热爱世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么这种爱将证明，受苦受难是每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尽的道德义务。
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完全是用外部生活显示的，这便是长篇小说或者短篇小说中的心理学。
歌德曾说过，艺术家唯有了解自己的短处，才能获得巨大成就。
每天发生的事情不见得就是最重要的。描写日常发生的事情的好处在于，能让人们重温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从美学层面上看，这种乐趣最为低级。缺失戏剧性并不能当作短篇小说的优点。
每个作家都是在用自己的眼光了解世界，他们给读者刻画的，往往是他们所看到的图画。囿于生活经验是不利于作家去追求艺术目标的，但它又是一种规范限制，作家不得不遵循它，否则他的笔下就会写出夸张而没有常识的东西。
我再次强调，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是完美无缺的。对一个作家的长处大加赞赏，这没什么问题；但若是对他的短处视而不见，甚至一味地赞美的话，恐怕反而会有损他的名誉。
任何艺术形式都是在需求下产生的，若那些报纸或杂志从不刊登短篇小说，谁还会去写它呢？报刊小说其实可以说是短篇小说的源头。任何作家都是在某种条件下进行写作的，从来不曾听说有哪个优秀作家因为打算以某种方式发表作品，而无法写出好作品来了。这根本是那些平庸作家为自己没有好作品而找的借口罢了。
莫泊桑止步于观察人们的肉体生活，契诃夫则专注于探索人们的精神生活。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莫泊桑和契诃夫观察生活的方式并不相同，却殊途同归地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人人皆卑劣、愚蠢而可怜，生活总是令人厌倦而毫无意义的。
对于将阅读视作生活需求和一种愉悦的人来说，在众多的阅读素材中，哲学的确是最变化多端的、最丰富的和最令人感到满足的。
然而哲学作品不会让你失望。在这类作品中，你永远都望不到边界，它就像人类的灵魂一样多样。这类作品很伟大，它所探讨的问题几乎涉及知识的各个领域，它涉及宇宙，神明和永生，人类理智的属性，生命的终结和归处，人类的力量和局限，等等。人们在这晦暗而神秘的世界上前行，总是被不同的问题所困扰，如果哲学不能帮助这些人解惑的话，那么它也会以幽默的方式说服他们安于自身的无知。哲学教会人们退守为安，也教会人们砥砺前行。它能给人们带来想象力和智慧。
我对人性极感兴趣，不同的作者以他们的自我揭示供我审视，这给予我莫大的乐趣。在每一种哲学理论的背后，我看到每一个哲学家个人的特质，他身上的高贵品格让我崇敬，他的某些怪异之处也让我觉得十分有趣。当我追寻普罗提诺头晕目眩地从一个又一个孤寂的哲学世界中穿行时，我是如此的欣喜和愉悦。我因笛卡尔的言语之简洁为他折服，尽管我知道他在合理前提下给出了荒谬的结论。阅读笛卡尔的作品就像在澄澈见底的湖中游泳，那晶莹剔透的湖水看起来如此清澈。我认为初读斯宾诺莎的作品是我人生中重要的阅读体验之一，他的作品让我心中有一种庄严而欢欣的感觉，就像仰望一座连绵巍峨的山脉。
人是一台机器，且受到机械法则的控制，一旦机器停下来，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我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生存需要构想出宗教和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过去——或许现在也是——表现成某种有利于种族生存的价值观，我们只能在历史层面予以解释，并不能视其为真实的存在。虽然我自视为不可知论者，但在内心深处，我认为理智的人必须拒绝上帝这种假设。
然而，如果根本不存在那个将我投进永恒之火的上帝，也根本不存在被永恒之火吞噬的灵魂，如果我仅仅是被生存竞争推动的机械力量的玩物，人们反复教导给我的善，意义到底在哪里？于是，我开始阅读伦理学。在潜心读完一部部令人生畏的巨著后，我得出结论：人生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快乐，并不为别的，那些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只是为满足人们的一种幻想——实现自己所寻求的、做一名慷慨者的快乐。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及时行乐理当是一种常识。在我看来，是与非不过是两个词语，行为准则只是人们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而约定的一种习俗。追求自由的人并不一定要遵循那些准则，除非他认为它们对他并无妨碍。在那个流行格言的年代，我把自己的信念也编成了一句用以自勉的格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是别让警察盯上。”
—个东方的年轻国王登基后，想要治理好他的王国，为了成为世上最英明的君王，便召来了国内所有的贤士，他命令贤士们去收集世上所有的智识慧言，编纂成册，供他阅读。贤士们奉命而去。三十年过后，贤士们牵着一队背载五千册书的骆驼队回来了。他们告诉国王，这五千册书中收录了天下所有的智识慧言。然而，忙于国事的国王并没有时间读那么多书，他命令贤士们回去加以精选。十五年过后，贤士们回来了，这次骆驼背上只有五百册书。他们禀告国王，读完这五百册书，就能尽知天下智慧。然而五百册还是太多，他们奉命再做精选。又过了十年，贤士们带着五十册书回来了。但国王已年迈不堪，疲惫到连五十册书也读不了了。于是他下令，让他们再做一次精选，做出一本囊括人类智慧精华的书，让他最终能够学到他最迫切需要的知识。贤士们奉命而去。又过了五年，归来的贤士们自己也成了老年人。那本包含着人类智慧精华的书被贤士们送到国王手里，然而，此时的国王已经奄奄一息，连一本书也来不及读了。
费希特曾说，一个人抱持怎样的哲学观念取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绝对者”大于它所包含的所有差异与不和谐现象。布拉德莱告诉我们，“绝对者”的情形可以这样类比，在一部机器中，各部分产生的压力和阻力都为一个超越其自身的整体目的服务，“绝对者”类似于这个整体目的，只是层次要高得多。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就是真实的。恶与谬误皆服务于一个比它们自身范围更广大的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中才能得以显现。在高于它们自身的善里面，恶与谬误起着部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无形之中也是善。简言之，恶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
也许是由于对恶的经历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但实际上，我们很难把这当作普遍法则。这也许是因为同情与勇气十分珍贵，不经历苦难和危险是无法产生的。但我难以想象，一位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一个盲人，授予士兵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对盲人的失明会有什么安慰作用。施舍代表慈善，慈善代表美德，这种美德能否减轻那位贫穷到等待施舍的跛足者遭受的恶呢？恶一直在那里，到处都存在：疾病、痛苦、亲人的死亡、贫困、犯罪、恶行、希望的幻灭，各种各样，不胜枚举。哲学家们对此怎么解释呢？有人说，从逻辑上讲，恶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也无从知道善；有人说，从本质上看，世界是善与恶的对立，二者在哲学上是相互依存的。神学家如何解释呢？有人说，人间有恶是上帝对我们的考验；有人说，为了惩罚人类的罪孽，上帝才降恶于人间。然而，当我看到一个无辜的孩子死于脑膜炎，对此，唯一能让我在理智和感情上都接受的解释是灵魂轮回说。众所周知，灵魂轮回说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出生起始，到死亡为止的，生命是无限系列中的一环，前一环的所作所为决定这一环的命运。行善使人升入天堂，作恶则使人坠入地狱。一切生命都有终点，神也不例外，只有超脱生的轮回才能得到幸福，即止息于被称为“涅槃”的不变境界。只要一个人相信他所遭受的恶是前世孽果，恶也就不再难以忍受，同时，为了来世得到善报，他还会努力地行善。
遗憾的是，我发现这种理论是不可信的。
听到别人的恭维，多数人总会感到困窘。但奇怪的是，虔诚的信徒们在谦卑、谄媚地恭维上帝时，却以为上帝会高兴。我年轻的时候，受邀去乡间和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一起小住。作为一名教徒，他每天早上都要和家人聚在一起，为他们念祈祷文。然而，《祈祷书》里的那些赞美上帝的段落全都被他用铅笔画掉了。他说，当面讨好别人是最恶俗的事。他是个绅士，相信上帝不会那样没有绅士风度。那时候我觉得他很古怪，现在我才发现他是多么有见地。
人是有感情的、脆弱的、愚昧的、可怜的，让他承受像上帝的愤怒这样的大事似乎不太合适。宽恕他人的罪过并不是件难事，只要你站在他人的立场想一想，便不难找到他做下不该做的事的原因，也便能找到替他辩解的理由。一个人受到伤害，愤怒的本能自然会驱使他采取报复行动，事关自身时，往往难以保持超然态度。但只需稍加思考，他便能从局外反观自己的处境。这样一来，宽恕他人对自己的伤害也就比较容易了，甚至比宽恕他人对他人的伤害更加容易。最困难的是宽恕受到他伤害的人，那的确需要有超常的反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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