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豪迈与哀愁
先讲一个词儿： 博士。
大家知道博士的来历吗？博士，博学之士！起源于战国时期，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在朝廷就设立了正式的博士官。秦始皇下“焚书令”时曾特别声明，由博士官所保有管理的书籍不再强制焚烧的范围内，也就是说，“焚书令”之后，博士官就成为了历史典籍仅有的合法保存着。
汉承秦制，我们都知道，因为焚书的缘故，秦朝对周朝的传统知识进行猛烈的破坏，因此西汉更需要有人来保留王官学与诸子学的思想与典籍。所以在汉初，博士官的主要作用是知识性的。
但在武帝朝时，博士官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博士官变成了五经博士。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博士掌管的知识五花八门，《老子》、《尚书》、《春秋》等等等等，现在改革之后，博士官只管理儒家的五经。
博士的身份和作用，被调整成了官方正统知识守卫者。博士所掌管的不再是所有值得被保留的支持，而是只掌管朝廷相信并提倡的知识。因为朝廷“独尊儒术”嘛。
为了倡导儒术，博士官可以当老师带弟子了，这实际上是训练官僚人才。博士弟子员的管理办法中规定，博士弟子员“通一经以上者”就可以除吏，也就是说，在博士的指导下好好学习，弄懂了五经中的任何一经，就可以当公务员啦。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整个政治系统里的思想和价值观越来越统一。
除了博士制度的人才选拔，汉武帝还规定了一系列的选拔人才制度：一，察举制度。朝廷缺什么样的人才，就要求地方官将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举送上来，如果察举的人才能力和质量不够好，地方官还要接受惩罚。察举的固定项目有孝廉、茂才和至孝。孝是孝顺，廉是廉洁，孝廉就是又孝顺又廉洁的人。茂才指的是有格外突出的专业技能的人。还有一个至孝，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他们通常做出了非比寻常的孝行事来，为朝廷提供了宣扬孝行的重要性机会和材料。
察举制度和博士制度形成了互补，博士制度负责培养具有儒家经书知识的人才，而察举制度就不那么重视知识了。
二，征招制。察举制度是地方寻找和考核人才，然后送到中央。征召制度则是朝廷直接下令，让地方将某个特定的人护送到中央。这其实是中央向地方传达的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央有渠道了解地方人才，你藏着掖着也没用。另一个是威吓地方官有失职之嫌。
三，公车上书。这相当于地方人才向中央自我推荐的渠道。中央朝廷会派特使到各地巡行，巡行过程中就会搜罗很多意见，那么，当时流行的，就是各地的祥瑞或灾异的信息。什么地方挖灵芝啦，什么地方出彩虹啦，什么地方地震啦，等等等等。有识之士不仅纷纷提供报告，还同时提供解释，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异常的事件。那在这些有识之士中，如果有优异的人才，比如它有特别好的意见或看法，那么，朝廷就会下令进行征召。
这一系列的制度整体效果就是，人才向中央集中，中央的实力越来越强，相对的，地方的实力就越来越弱。所有的人才都集中到中央去，再由中央统一分配统筹。这样地方就失去了对当地人才的主控权。
靠着削藩，靠着人才聚集，汉武帝在位的54年间，西汉从一个松散的帝国，变身为具有紧密结构，有着严整运作机制的集权帝国。
汉武帝是有着极其强列的控制欲望，为此我还调查了一下他是哪个星座的？因为我严重怀疑他是天蝎座的，查完以后发现他是狮子座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强大的汉武帝时不时会爆发出怀疑和焦虑，他这个皇帝做的越来越孤独。出于不安全感，他不但残酷的整肃了宗亲封国，还残酷的对待了自己身边的人，包括他自己的亲生儿女。
汉武帝时有两次最著名的巫蛊案，第一次是陈皇后，第二次是卫皇后。陈阿娇娇生惯养，性格跋扈，而且还非常的善妒，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嫁的是个帝王，他的占有欲只能让汉武帝刘彻越来越远离他。更加不幸的是，陈皇后还没有生下孩子，汉武帝身边的卫夫人就先生下了儿子，卫夫人是第一个为汉武帝生下儿子的嫔妃，因此她大受汉武帝的宠信。心理极度不平衡的陈皇后，做出了她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错误决定，就是用巫蛊诅咒卫夫人。俗称“扎小人”。
这个案子刚出来的时候，感觉就是个宫斗，但是汉武帝暴怒，不断地将该案扩大，最终处理了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都是和陈皇后有关的，也就是说，是和先前的窦太皇太后和长公主有关的人。
汉武帝为什么要将案子扩大成这个样子？其实是借着这件事对旧派人士的一次大清理。旧派的人死的死，流放的也放，此时，距离窦太皇太后已经去世了五年，汉武帝终于借着陈阿娇的事件，彻底肃清了旧派势力，汉初的黄老政治到此全面结束。
没了陈皇后，生了儿子的卫夫人自然就成了卫皇后，长子刘据也被立为太子。卫皇后的出身并不高，但是因为卫皇后得宠，卫家的人连带的都得到了汉武帝的特别待遇。卫皇后的弟弟卫青进了朝廷，后来成为了抗击匈奴的名将军；卫皇后的姐姐嫁给了后来成为丞相的公孙贺。
卫家人一时间风光无限。然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居然与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更严重的是从他们私通的罪行中，又牵扯了另一个巫蛊案。这回诅咒的直接是汉武帝本人。公孙贺，公孙敬声，阳石公主以及另外一位诸邑公主都被处死了。
案发后宫中大乱，一时间有了好多传闻 ，汉武帝找他心目中最忠心，最能干的人来调查这个巫蛊案，这个人叫江充，是个酷吏，他在宫中大肆搜索后，宣称在太子的宫中找到了一个看来与巫蛊有关的桐木人桐。
恐惧之下，太子挺而走险，造假汉武帝的诏书，发兵捕杀了江充，最终，汉武帝父子兵戎相见。后来太子兵败被杀，卫子夫也随之自杀。这个案子几万人被牵连，最终酿成了一桩空前的答案。
巫蛊之案闹得这么凶，有两个背景，一个是皇帝权力的膨胀，另一个是西汉越来越强烈的感应观念。感应观念来自于阴阳五行。阴阳，中国人都懂，你要跟外国人解释，恐怕还真不好解释。那么五行呢，是金木水火土，世间万物都可以分成金木水火土，同类相吸异类相克。那么，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就是感应。
在小人身上算好五行，写上生辰八字，再用针扎他，深信感应的人认为，这样就可以伤害到他所痛恨的人。
“天人感应”则是董仲舒一手确立起来的，董仲舒及当时的儒生构建了一个高于皇帝的终极政治权威，这个权威叫做天，只有天才能检查平断，甚至改变皇帝的作为。天不会直接干预人事，但是他会依巡感应对人做的事，做出好坏的评判。
以天压在皇帝之上，避免皇帝个人独断专行，这种做法是王官学的传统。但董仲舒弄出来一个中介机制：感应！这个绝对不是儒家的，而是从阴阳家那里借鉴的。最后搞得大家都相信感应，那么弄出了个巫蛊的做法，也就不奇怪了。
再举个天人感应的例子，比如说汉武帝朝有两位皇帝的祖庙失火了，这事要是放在现在，我们首先报警，然后调查是意外还是人为的。因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中，要么这场火灾是意外，电线漏电煤气泄露啥的，要么是人为的，有人故意纵火。但是西汉的人不会这么想，首先他会想到这是感应，是天传来的信息。还记得上节课我讲的淮南王刘安吗？这件事情最终被被解释为：上天以烧祖庙的方式警告汉武帝，刘安做的太不像话了，应该诛杀。倒霉的刘安，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念里，成了牺牲品。
处理刘安的过程不仅残酷，而且被刻意的扩大张扬，这除了表示一下朝廷削番的决心，同时还表示了汉武帝要借此向天交代，表是自己听从了天的指示，做了对的事情。也就是说，天给了你一个启示，你感应到了，那么你要把这个事情进行闭环。
汉武帝搞了一个又一个的如此大的阵仗，实际上，是将皇帝和整个外在世界隔绝开了，皇帝没有同僚，当然也没有平等的朋友，甚至还没有了家人。在整个权力的人力资源部里，皇权高高在上，皇帝的任用选择，不受任何制度约束，这样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皇帝用对了人，那么这个事情就对了，如果用错了人，那么这个事情就糟糕了。而且皇上通常优先看上的，都是懂得如何服侍最高权利者的。而这样的人未必会处事公允，这也是为什么太监常常干政的原因。因为他们离皇帝最近，又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做皇帝的当然不会挑自己不喜欢的制作太子，然而，他喜欢的儿子一旦被立为太子，就立刻变成了对他绝对权力的最大的，乃至唯一的威胁，因为太子不是单独一个人，谁当上太子 ，也就依着他是未来的皇帝，他必然会吸引一群人聚集在自己的身边，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在电视剧中看到所谓的太子党。
绝对的皇权带来的恶果是，基本上有能力又有资格帮助皇帝的，都被视为皇帝独占权利的威胁，而被排除在外。比如太子的权利，比如相权。后来产生的外戚问题，宦官问题，追根究底，也都是跟这种权利集中结构密切关联的。
汉武帝朝和权力集中制平行发展的，是和匈奴之间的斗争。那么，游牧和农耕是怎么开始有冲突的呢？
在第一个系列《中国是怎么来的》当中，我讲了从渔猎采集到农耕的文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游牧民族始终没有发展出来农耕文明呢？因为他们活跃的地方实在是不适合农耕。
在欧亚大陆上有一条重要的分界线，那就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我们常常忽略这条界线，因为传统的地理教育中都是以国界为概念的，抛开国界的概念，纯粹从地理上看，即从中国北方向北向西延伸，我们就会看到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中亚诸国和西伯利亚南部中存在着一片连绵不断的大草原，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
草原什么概念？缺乏足够的降雨！它只能长一些矮点的植被，游牧民族就是在这个天然的大草场上放牧的，这片草吃完了就去吃下一片草，他们根本没有这是你的地盘，那是我的地盘这种想法，逐草而居，哪来的疆域概念。
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也不会斗得你死我活，稍微形成了胜负的态势后，输的一方就会离开，迁徙到别的地区。
农耕民族在经济生产上占有优势，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得到较稳定的收获，也有余力支持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从酋邦到城邦再到国家的出现，这样的社会组织反过来又提高了农耕民族的生产力。而相对的，自从游牧民族取得了骑射的能力后，他们在军事上的力量就有了更加明显的优势。
过去，由于地理上的障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鲜有接触。可是慢慢的，草原连环移居效应使得他们开始向南靠近。
草原连环移居效应就是：假如甲地干旱，那么，原本生活在甲地的甲族就不得迁入到乙地，并因此而和在那里的乙族发生冲突，冲突后，如果甲族输了，那么他们就会继续移动进入丙族的所在地丙地，如果甲族战胜了乙族，那么就换乙族出走，进入丙族的势力范围，然后是下一轮的冲突及冲突后的迁徙，总之，连环下来的结果就是，能在一个地区中留下来的都是相对比较强悍的部落，弱一点的就被迫远徙，这样走着走着，就与农耕民族有了接触。
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匈奴开始成为中国的问题，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当时北方个个国们纷纷修筑城墙，就是为了防止匈奴，这些城墙后来被秦始皇有规划的连接起来，形成了万里长城。由此可以看出，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匈奴已经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压力。
《史记》《汉书》中，都有“匈奴列传”，但是我们依然很难真正捕捉到游牧民族的来历和变化，我们能勉强得到的信息是，匈奴之所以做大，进而取得了足够的实力，能够跨越戈壁沙漠，这主要源自它们形成了与之前不一样的政治组织，越来越多的部落连起来，形成了庞大的联盟组织，这种规模组织，最终成为上了草原上的庞然大物。
穿越了戈壁大沙漠，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居然可以增加一项经济来源，那就是以武力来掠夺农产。
农业生产拥有着规律性的生产周期，比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这样的生产形态也就给了游牧民族的抢夺时间表。夏天之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处游牧，照顾牲口。从夏末开始，他们的注意力就转为向农耕民族进行掠夺。一段时间之后，匈奴的经济结构微妙的改变了，形成了游牧和掠夺的二元混合式的经济形态。
匈奴这个部落大概是挺令人头疼，从秦始皇对待匈奴的策略上，我们就可以窥探一二，连秦始皇对待匈奴的方法都是以防范为主，别的国君就更占不着便宜了。
公元前200年，因为韩王信投靠匈奴，公开与汉帝国为敌，所以刘邦决定亲征。对此，大臣刘敬强烈反对，但刘邦不听，还将刘敬关了起来。于是就发生了汉帝国最耻辱的一战，就是“平城之辱”。
作为一个领袖，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屈能伸。被匈奴轻易的包围后，就去贿赂匈奴单于的夫人，这太丢脸了，以至于史书都不好意思直接明确记录。
刘邦逃回来后，立刻就释放了刘敬，而刘敬给出的政策就是和亲。以和亲的方式给予匈奴高额的陪嫁，一旦匈奴单于成为了汉朝皇帝的女婿，那么就大幅降低对汉人的敌意。而且生下来的孩子慢慢也都有了汉人的血统。由此，在汉初的时候，和亲代替了掠夺。
和亲是汉人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常常变成匈奴过来主动求亲，并且求亲之时会带大批人马靠近中国边境，如果谈判谈的不高兴，随时可以翻脸，那么大批人马就变成了侵犯的部队。所以说求娶公主是次要的，看公主能有多少嫁妆才是真的。
刘邦死后，汉惠帝继位，在汉惠帝三年的时候，匈奴的冒顿单于利用和亲的名义，给西汉朝廷送了一封挑衅的国书。国书是写给吕后的，内容如下：“我生长在蛮荒的地区，曾经多次到中国的边境，很向往能去中国，我知道你的丈夫死了，而我也没有妻子，我们俩都很孤独，都没有人陪伴取乐，不如干脆你就嫁给我吧！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赤裸裸的侮辱。鸿门宴中曾经无惧面对项羽的樊哙立刻主张：“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让我带领十万军队去杀的匈奴落花流水。樊哙发完豪言壮语后，立刻有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揭了他的短，因为当年平城之辱的时候，这位樊将军人也在，那个时候他高居上将军之位，带领了32万的军队，结果呢，别说打败匈奴了，甚至差点连汉高祖都救不回来。
一提到平城之辱，就再也没人敢扬言打匈奴了，因为大家心知肚明，以西汉当时的国力，根本不具备教训匈奴的实力。于是大臣以吕后的口气写了一封客气的回复国书：“谢谢你竟然对中国念念不忘，还送国书过来，这样我们很惶恐，我都多大岁数了色也衰了，头发牙齿都脱落了，你应该是得到了错误的消息吧，你不会真的要委屈自己跟我结婚的。”
这个回复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并且给了单于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们会挑一个年轻漂亮的公主，再加上一堆布匹金玉等送过去。
这么做的结果，使得匈奴越来越看不起西汉，同时也越来越变本加厉的像西汉施压。胃口都是慢慢被喂大的。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有一个宦官被选在了核心代表团里，注意，和亲的公主不是一个人出嫁，而是带着一个出嫁团，那么，这个出嫁团除了汉朝的使节之外，不会有人再回来了。这个宦官万分不舍长安，甚至不惜威胁朝廷，说如果真的让我去，我到匈奴那边就出卖汉朝。
没人去在意这个小宦官的内心和他所说出来的话，然而，这个小宦官却说到做到了，成为了汉初的大汉奸。他给匈奴出主意，和亲要照常进行，厚礼也要照常收，但是劫掠也要照常做。这样一方面可以借此保持勇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不让西汉躲在和亲的后面高枕无忧。就是要刺激他们打仗，只要他们打了败仗，匈奴就会有更大的利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匈奴与西汉之战一定是免不了了。那么下节课，我们就来讲讲西汉的著名将军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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