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少一个叫思想力的东西，我们都是腐烂了花期的凶手。
我们都需要给“房思琪”一个交代，
我们都需要好好反省和忏悔。
2017年，暮春。
台湾优秀的女作家林奕含，在家中自杀身亡。而林奕含用生命为我们留下的绝笔，却不出意料地引起了一波浮于表面的涟漪，在全国引发了一波声势浩大的狂欢。在那个时间里，我们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对“性侵”二字的愤慨，仿佛语气少了些激进，就会被他人所不齿。
林奕含生前接受电视专访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所讲述的，正是自己内心阴暗的缩影，而这样的阴暗面，被艺术化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是多么赤裸地描述，也是多么血腥地刻画，所谓的初恋乐园，无非是房思琪自己在心中欺骗自己的臆想。而这样的臆想，并不是因为受到了所谓“老师”的胁迫，而是因为她内心的无奈和恐惧。
房思琪恐惧的，是那座大楼里生活着的，打着“善良”招牌的普通的人们。而整部作品最为深刻的一点，正是用一种极其细腻的描写，写出了人们对待凶手的尊敬，和人们对待女孩子们的不屑。德高望重者披着尊师重道的外衣，一点一点撕碎包裹自尊的弱小的灵魂的纱衣。我想，林奕含想要表达的，并不是对凶手的谴责，而是对围观群众的诉求。
林奕含生前
是多么跌落谷底的灵魂，才能写出如此细腻而温存的悲剧？
而林奕含试图“向死而生”的绝笔，却无力地将公众对她一片苦心的辜负，展现得淋漓尽致。
“性”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是一个避而不谈的话题，而我们似乎很习惯将很多由“性”而起的问题推脱到女性的身上。在一个现代化膨胀的社会里，我们的思维却固执地停留在三纲五常。因此，在一个法治逐步健全的时代，在一个法律赋予女性更多保障的时代，那些不敢声张的受害者依旧躲藏在黑暗的角落蜷缩着身体，而那些本应陷入囹圄的施害者却至今逍遥法外纸醉金迷。
法律自然会还给受害者一个白纸黑字的说法，但社会舆论的众说纷纭却足以让受害者继续承担压力。就像是房思琪住的那幢大厦中的其他住户一样，说着李老师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却认为房思琪遭受如此是咎由自取的后果。李老师还是那个德高望重的老师，毕竟，“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
我们习惯于用一种表面的思维看待问题，这是我们思想力的弊病，我们承受不住那种撕开伤口的疼痛，我们接受不了全盘推翻的代价。因此，我们往往习惯于搜集一些受害者做了祭奠，却把心中建立好的形象虚伪地供在台上。为了安慰那些受害者，便也装模作样地控诉一番，却刻意地将事情泛泛而谈，说得不痛不痒，好让自己心中坚持的那个形象不至于崩塌。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部向死而生的控诉
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偶像思维”。我们总是习惯于一个偶像的存在，却疲惫于观察这个偶像的腐朽。这就是我们思想力的欠缺，这就是我们面对问题纵然民情激愤，问题却层出不停的原因。我们懒惰于思考，却勤勉于批判——到最后反倒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批判，心底却带了很多沾沾自喜，想着受害者总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嘴上反而呼号得更大声了。
一个连自己该批判什么都不清楚的人，又如何公平地对待受害者？
只可惜，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看似主持着正义，却无时不刻不在用欲盖弥彰的手法掩盖着息事宁人的本心。我们不愿意面对伤疤背后的痛苦，我们只想牢牢掩盖住这道丑陋的伤疤。而我们真的在意受害者吗？并不。我们所在意的，只是整个事件最终有没有人出来为此负责，而有了一个负责人，我们就足够放宽心了。
在整个事件中，受害者只是出于一个顺便考量的范畴，她们受到的伤害，远不止一个负责人的分量足够。
正因为缺了思想力，我们只看重结果的美满，却忽略过程的辛酸。
滴滴顺风车事件接二连三，为之殒命者皆是无辜的女子。而命案牵扯到“性”的问题，就仿佛触及了我们内心深处那种偶像的底线一般，而在人们眼中，只有罹难者自己成为凶手的帮凶，方才可以解释得通。将一个全无逻辑的解释如此贴切地表达出来，才可以满足心中那种偶像的屹立不倒，也才能让自己的思想力无需太过劳累。
毕竟，“受难者的厄运想必也降不到自己头上。”
舆论迫使她们成为“房思琪”
我们从来不肯去思考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起码不肯去认真地思考问题的根源。我们的思想力被那个固执的偶像束缚了，也被那个负责人束缚了。但凡有了负责人，一个事件就算结束了，而这个人为什么负责，这个公司该负什么责，并不在我们的考量范畴之内。
也许有人会说，大家都控诉着罪恶的凶手，也控诉着不负责任的公司。但是，如果所谓的控诉只是泄私愤一般没有营养的“死刑”，如果控诉只是说着不可理喻的污言秽语，如果控诉只是将公司骂得狗血淋头——有什么用呢？无非是为了自己内心的空虚寻找一个恰到好处的发泄，为了让自己心中那个偶像屹立着，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落在别人身后。
而更多的人，倾向于将负责人的范畴扩大到罹难者身上，大放厥词道“被性侵的女孩子也不是什么洁身自好的女孩子”。如此一说，仿佛心中那尊偶像更加坚挺了一般，更加符合那个对“性”的认知。倒是一石二鸟，既堆砌了偶像，也找到了更多的负责人。
舆论对受害者更加苛刻，这是偶像思维的作祟
他们将凶手的责任分担到罹难者身上，是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愚昧的贞操。
那些与房思琪住在同一大厦的邻居们，不论男女，都是在无声地维护着自己愚昧的贞操。在他们看来，免于思考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一个负责人，好让心里的偶像不至于崩塌。
而罹难者，只好为了大众的偶像作出牺牲，甚至只能像房思琪一样，欺骗自己那只是“老师对自己的爱”而已。
正因为对“性”的认知如同一个偶像，正因为我们的思想力懒惰地停留在负责人身上——
我们不愿意去正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我们宁肯用罹难者的鲜血浇筑着偶像，也不愿意亲手打碎那个虚伪的观念，不愿意用思想力去接受一个新的、正确的、真正现代化的理念。
而对“性”的认知失格使社会多了德高望重的禽兽
滴滴顺风车事件，老师性侵女学生事件。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受难的女孩子们无语凝噎，却被自称善良的舆论再度“侵犯”。
我们的思想力未曾有过进步——但凡与“性”有关的罪案，都会被舆论吵到女权的平台上，然后戛然而止。仿佛只是中场休息，直到出现了新的罹难者，方才继续将先前的论题翻来覆去地说道。如果，我们可以用审视的眼光看待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调动一点思想力——也不至于将问题纠结于最不应该纠结的女权问题上。
将一个男性犯的罪，放到女性的平台上考虑，这是对问题的升华，还是对犯罪本身的逃避？
亦或是对自己心中那尊偶像的堆砌？
我们的思想力不曾改变过，而改变这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
起码，保护好自己，并认真清醒地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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