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关于她的文字涌起一波又一波，又慢慢归于沉寂。无论外面世界如何风云际会，书架上杨绛的书总在触手可及的位置，这位性格温厚的老人就如我身边的一位智者，用她的不世才情，用她的深厚底蕴，用她独有的平和淡然的笔触，引领我一次又一次趟越心灵的泥沼，教我处变不惊，教我珍惜拥有。
因为喜爱，我探究过她的前尘往事；因为好奇，我从她的字里行间捕捉过她的生活日常。那贯穿了百年的漫漫人生路，始终温婉，始终平和豁达，始终宠辱不惊，她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固有的良知和渊博学者参透世事的睿智谱写出自己人生的独特篇章。
这两年两性话题越来越多的被人关注，无论是民国的，现代的真人逸事，还是小说里虚构的爱情桥段，都被心思细密的读者翻出来细细咂摸，在经过去伪存真，互相参照和比较之后，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婚姻用一种秒杀一切俗世眼光的姿态亮瞎了无数看客的眼， 而在这坚不可摧的婚姻关系中，杨绛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静默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改变着周遭，只要贴近她的人都觉春风拂面。在杨绛的文中寻寻复觅觅，我讶异原来爱一个人可以这样包容所有，两个人的婚姻可以这样妙趣横生，三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这样简单却幸福。
她不与人争，不与世争，不图名，不求利，只要一家人相守在一起，简简单单的生活，有一处可以安静读书，钻研学问的僻静之所，三人各自守着自己的那方书桌，在各人的精神世界里向纵深处遨游，而偏偏她生活中的另外两个人也是一样的志趣，这就最难得了。安静处读书作文，生活上互相关照挂怀，闲暇处以“探险”为名，永远以新奇的眼光找出生活的乐来。
又在晚年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后，一个人默默跋涉近二十年，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一个人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两个人打扫战场，整理著书，一个人以百岁之身写书撰文，却将所有的著书稿酬全捐了出去，而只身所处的三里河旧居还是三人在时的模样，她的一生一己所求甚少，而留下的著作却足以树起一座丰碑，让读过的人叹服这位看似柔弱的老人之博学，之坚韧。她的一生，静默的来，温婉的去，如轻茶一道，似薄酒一杯，历久弥香。
一
杨绛出生在一个有着浓郁读书氛围的幸福家庭里，父亲杨荫杭留过洋，做过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坚持司法独立而被当时“官官相护”的社会所不容，后来辞官做了律师。母亲出身受教育程度不详，可从杨绛笔下也能读出其母是位知书明理识大体的智慧型母亲。据杨绛后来回忆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过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
父母琴瑟调和，相濡以沫的深情感染了杨绛，并让她在日后的感情生活中行走得游刃有余。杨绛有一次曾目睹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许多许多年以后，杨绛和钱钟书也重复了这一幕，“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本身，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相似背后，也可见一个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强大影响力。杨绛从原生家庭父母的恩爱里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这让她日后对人对事从不偏激，不柔弱，不暴力，平和持重。
杨绛父亲凝重有威，却从不打骂孩子。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杨绛的父亲秉承了“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的原则，主张自食其力，杨绛姐弟无论男女，无一例外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从不逼迫杨绛学什么，相反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所以从不给杨绛任何学习上的压力。父亲也不要求杨绛考高分，反而会在杨绛面前嘲笑门门一百分的同学“他是个低能！”这样无形中给杨绛减轻了许多学习的压力，让杨绛可以一心追求兴趣之所在。
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杨绛书桌上，有时不辞辛苦的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杨绛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杨绛迷上了读书，父亲有次问杨绛：“阿季，三天不让人看书，你怎么样？”杨绛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杨绛说，“一星期都白活了。”在父亲的引导和纵容下，幼时的杨绛如海绵样从书里绵绵不断的汲取着日后惠泽她一生的精神养份。
在杨绛心目中，母亲总是忙碌的，事无巨细，每件都亲力亲为，加之母亲心地纯良，心思细密，对人常怀悲悯之心，无论是对自己的众多儿女，或是对相敬如宾的丈夫，还是对身世畸零的小姑，都竭尽所能的护其周全。
就是在这样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在父母亲宽柔相济的教育下，杨绛积聚了一生取之不尽的知识底蕴。还烘焙出了杨绛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和对知识对艺术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更有为人处事宽和温厚的性格。
二
“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这是杨绛在自己书里写给钱钟书的话，这也是一句让人读之心酸的爱情告白。
如果世上还有一种爱势均力敌，让人倾慕艳羡，那一定是属于杨绛和钱钟书的。他们门当户对，他们一见钟情，他们学识智慧旗鼓相当，他们婚姻得到双方家人的一致祝福，他们三观一致，爱好相同，又都有一双发现美和生活之乐的眼睛，你喜欢的我也喜欢，你厌憎的我也不喜，他们漫长的婚姻生活没有变得“味同鸡肋”，没有“一地鸡毛”，而是将彼此融进各自的身体里，血液里，天长地久的岁月里。
1932年的早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相遇是那样的猝不及防，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好像冥冥中被牵引，被召唤，二十一岁的杨绛在这里偶遇她的传奇，那年的杨绛正值妙龄，清逸温婉，灵秀脱俗，而钱钟书气质“蔚然而深秀”，谦和儒雅。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那种初见的怦然心动，情愫暗结变成了彼此急切告白的言语，恨不能将自己的心剖开给对方看。
两人的恋爱，除了约会便是通信，这个习惯也被他们两人长长久久的坚持下来。只要不在一处相守，钱钟书便会将自己这边的情形事无巨细写给杨绛，而且纯是甘心情愿，有话想说，加之文采斐然，想必在杨绛这儿，钱钟书一定得到了最多的赞美和鼓励方得以长年累月地坚持下来。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识大体，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而在杨绛父亲这儿，因为钱钟书和他同好诗文，有许多共同语言。甚至钱钟书敢在岳父这儿说些精致典雅的淘气话，相与笑乐，足可见岳父对这女婿的喜爱和欣赏程度。
生活中的钱钟书其实是个“拙手笨脚”的人，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不会划火柴，生平第一次划火柴已经是五十岁以后了，却只是为熟睡着的杨绛做那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爱心早餐，对钱钟书的缺点，杨绛统统笑纳，且美其名曰“痴气”，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相反满是理解的欣赏和包容。
钱钟书后来那部有名的小说《围城》，破解婚姻的寓意是“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大抵如是。”这句话来自杨绛的手笔，道尽了世间多少男女对婚姻对家庭无处可逃无法言说的惆怅，在芸芸众生里激起了几代人对围城人生的共鸣，是小说《围城》最精妙的注解，也可见钱钟书之知己，杨绛一人矣。
能将妻子引为知己者，普天之下，能得几人，钱钟书是其中之一，而杨绛则当得起这份殊荣。难怪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有一次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多么情深意笃的剖白，在漫漫岁月的见证下，胜过了世间一切山盟海誓的约定。
三
如果生活只是两个有情人的相与为乐，这样的人生大抵还不算圆满，于是，爱女阿瑗的到来填补了这一缺憾。在生儿子还是女儿这个问题上，这对夫妻仍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因为彼此觉得对方就是最完美的，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对于“像自己”并不满意。她只想要一个像钱钟书的女儿。
一切得偿所愿，一个像极了丈夫的女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从此“我们仨”相聚相守，一起探人生之险，一起收集玩赏各自的“石子”(三人只要不在一处，便会各自记下琐琐碎碎的事，并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将平淡的日子过到了极致。
其实命运并没有因为杨绛的所求无多厚待过她，作为旧时代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经历过上海的沦陷，一家人也曾颠沛流离，分散各处，也见到过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他们如想逃离，并非无路可走，可是他们爱祖国的文化，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所以不愿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
当他们选择了留下时，也便选择了一种人生，一种深深打着时代烙印的人生。这就有了后来的《丙午丁未年纪事》，有了《干校六记》。
1966年，钱锺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成了“牛鬼蛇神”，被揪斗，被剃“阴阳头”，被安排扫厕所，所有不堪的境遇杨绛又以她过人的智慧，淡然的心态承担下来，遇山过山，逢水涉水，被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需自己制作，那也一丝不苟，精工巧制；被剃了“阴阳头”，那就做一顶“假发帽”，照常迎接外面的凄风苦雨；被安排扫厕所，就把斑剥陆离、垢污重重的厕所擦洗得焕然一新，无一丝异味，甚至可以作为躲避外面风刀霜剑的“避难所”。
年近六十又和钱钟书一起被下放到干校劳作，两个人分散到两处，有时只为了能见上一面，享受一小段静默的相守时光，杨绛可以跨越重重泥泞土路，艰难险阻，以年老之躯奔走在满是泥浆的雨地里。
而爱女阿瑗是他们两人强有力的支持，刚被“揪出来”时，阿瑗属“革命群众”，阿瑗急着回家看父母，得走过众目睽睽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贴在楼下墙上，然后回家一言不发偎着母亲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要为母亲赶制一套睡衣，完工后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父亲爱吃的夹心糖，找出一个玻璃瓶，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又把糖纸藏起来，免得被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
一家三口在十年文革中经历了常人不能承受之痛，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却在经过“九蒸九焙”的重重磨难后，有一次，杨绛问钱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指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而杨绛和钱钟书选择了留在国内。）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这就是这对老知识分子的气节，心为他们的境遇撕扯着，生生的疼。
杨绛却根据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而将文革中受到的摧残和折磨比作乌云，而同遭大劫的人之间催生的友情和同情比作乌云镶嵌着的那道金边，乌云蔽天的岁月固然不堪回首，可停留在杨绛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却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四
从动荡时代走过来的杨绛对家的向往大致便是“一家人守在一起即好”，至于住的地方，不管是异国他乡的公寓还是国内借住的阁楼，不管是上海的蜗居还是北京的陋室，有亲人有书香便是温暖的家。
两人一九三五年结了婚便同到英国牛津求学，在租住的新居里，“拙手笨脚”的钱钟书一大早起来为杨绛做了那顿几十年后犹令杨绛记忆犹新的丰盛早餐：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爱妻之心昭然若揭，而杨绛一定是个知情知趣的妻子，她用孩子般高兴的神态和无与伦比的赞美回应了丈夫的一腔热情，于是钱钟书日后在准备早餐这回事上乐此不疲，长长久久地坚持到暮年。在异国他乡的公寓里，两个人变着法儿的尝试做各种饭，把简单的日子有滋有味地过了下来。
后来回了国，两个人已经变成了三个人，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安，先是跟着杨绛父亲住在姨表姐家的楼上，后来又挤居在不远处的钱家，一住就是八年，这期间有因钱钟书的工作而长久的分离，也有在一起因经济拮据的落魄和无奈，可是那又怎样，贫病都可以忽略不计，暮年留在杨绛脑海里的都是曾经年幼的女儿带来的欢乐，和“痴气”的丈夫一起笑闹过的那些岁月静好的时光，一家人厮守在一起虽苦犹甜的岁月，清晰地化作了一篇篇记载那些陈年琐事的暗香袭人的文字。
到清华工作以后家算是安定下来了，一家人读书做学问其乐融融，闲暇了带上阿瑗一起出游，爬山游动物园，简单的景致也能领略独到的美。可是很快好景不长“文革”又来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接踵而至，什么样的艰苦，什么样的打击都得扛着，住的环境反而成了最无足轻重的一件事，只要平安就好，只要不被人打扰就好，只要能读到书就好。
直到文革以后迁居到三里河寓所，两位老人已近古稀之年，好像经过了长途跋涉，一家人才算是真正安顿下来，那种三人各据一书桌，尽享做学问的静谧时光才不复是梦想，可是可是可是，“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难怪张爱玲曾感叹：“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我们仨”的人生都已落下了帷幕，最后的独角戏也已唱完，杨绛终以优雅的姿态谢了幕。那些纷纷扰扰的岁月终于再也不能惊扰到她。或许为了这一天，她已企盼了无数次，没有了生命中挚爱着的那两个人，“生有何欢，死有何惧”？此生留着，不过是为打扫战场，收拾残局，像一生对他们做过的那样，尽自己最后的心力。打扫完了，也该团聚了。
如果世上还有一个人用温厚和宽容便可以征服世界，征服周遭，那一定是杨绛，生活予她的爱和温情，她感恩于心；大自然和艺术的美，她尽情领略；身边底层人的度日艰难，她施以援手；巨大的名利面前，她避之唯恐不及；而在不公平的非人待遇前，她也只是默默承担，从容应对，从来没有呼天抢地的控诉，没有怨天尤人的愤懑，更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
还是用她曾喜欢着的这句话做结吧：“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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