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以为自己保持沉默就可以让孩子们免受我的痛苦的影响，也没有考虑过这份遗产会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来什么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才开始考虑这个问题。让我开始思考的是我的一位来访者。
那个男孩当时14岁,来我这里参加法院指定的心理治疗。他穿着棕色衬衫和棕色的靴子，手肘支在桌子上。大喊着如何让美国再次变白，谈论着如何杀死所有犹太人、黑鬼和墨西哥人。
我几乎怒发冲冠，很想狠狠地给他一巴掌,对他说“你怎么敢这么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妈妈就死在了纳粹的毒气室!"。就在我觉得自己要伸出手掐住他的脖子时，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找到你内心的那个偏执狂。”
我心中暗想:“这不可能。”我不是偏执狂,我是一名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一名移民。我失去了父母。我在巴尔的摩的工厂里曾经使用“有色人种”的浴室,以此声援我的非裔同事们。我参加过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游行。我不是偏执狂!
不过,放弃偏执就意味着要从自己开始。放下评判，选择同情。
我深吸了一口气，倾身向前，凝视着他，表现出更多的慈爱和善意,对他说:“告诉我更多吧!”
我的动作表现出一种接纳的姿态，但我接纳的不是他的观点和言论，而是他的人格。这种姿态不值一提，但却足以让他开始谈论他那孤独的童年、缺席的父母和他遭受过的严重了忽视。
我一边听着他的讲述，一边提醒自己，他心中自打出生就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仇恨，却没有加入极端组织。他只是在寻求大家都想要的东西。他需要的是别人的接纳，他需要被别人关注,更需要感情。
这并不能赋予他的行为和言论以正当的理由,但攻击他只会滋养成长过程中的遭遇在他心中播下的恶的种子。我可以选择继续疏远他，也可以选择给他另外一个庇护所,或者给他提供一种归属感。
那次咨询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选择偏见、走上了犯罪和暴力的道路，还是得到治愈、扭转了自己的生活状态。我只知道，他走进咨询室时想要杀了像我这样的人，而他离开的时候态度柔和多了。
即使是纳粹,也会成为上帝的使者。这个男孩是我的老师，他指引我用同情代替评判--识别出我们共同的人性,实践爱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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