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可改 势难违

      从隆中对策看孔明的智慧缺陷

话说徐庶徐元直，因曹操诓骗其母，不得已屈身就之，因别恩主刘玄德而北去。又思难报其恩，故走马荐诸葛，欲令好友孔明辅佐刘备。

运可改 势难违

于是刘关张三谒卧龙岗，拜得孔明出山，著名的《隆中对》就记录了三顾之情和三分之论。由其是三分天下的宏论，做为孔明先生辅佐刘备父子的施政目标和指导方针，一直被后人称道。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三分大计虽促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但“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终极目标却未能实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孔明先生的规划有什么漏洞不成？以我多年来对三国的研读，我认为，孔明先生的规划，过多地强调了人力对历史走向的影响，而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规律，即：运可改，势难违。

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就在《三国演义》的开篇词后面，全书正文的第一句：话说那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也就是说，汉家四百年气数已尽，到了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才是此时历史发展的大势。这个时候，无论是揭杆而起，还是群雄逐鹿，都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现象，真正的智者，就应顺应时势，而非逆势而为！不是有句古语，叫做“顺势者昌，逆势者亡”吗！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孔明不算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人！

运可改 势难违

这么说不是贬低孔明先生，因为他把术与道弄混了。一开始，他提出打亲情牌，把刘备集团刻意描绘成要替汉家伸张正义的形象，要灭曹兴汉，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借口和惑敌之辞，但后来，竟真成了他的奋斗目标，这就有点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由其是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以后，正确的治国思路应该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养精蓄锐，壮大力量，先求长安于一隅，后图统一中原而建立帝国。但他却把最初的手段当成了目的，执意要完成什么先帝遗愿，不顾国力羸弱，不顾边疆不稳，不顾北魏强大，不顾东吴虎视眈眈，竭全国之力，穷兵黩武，频频主动出击，讨伐曹魏。不但把自己弄得吐血而亡，遗恨荒原，而且直接导至西蜀灭亡，落得一个令后人叹惋的结局。

才出山那些年，孔明能令当时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建立起拥有荆州天险和益州险塞的西蜀国，使此前长时间为立足和立身而疲于奔命的刘备，一扫颓势和霉运，如鱼儿得水，船儿顺风，真个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不能不说其以术改运的本领高强！从这一点看，把他称为三国第一谋士绝不为过。但他却过于信赖术的作用，忘记或者说不屑于尊从顺势而为的天道，幻想能成为挽大汉将倾之危厦的英雄，逆势而为，最终落得害己误国，这就难怪水镜先生司马徽在他未出山时，就对他的出山辅主建功立业并不看好。

运可改 势难违

水镜先生与卧龙和徐庶等一干乡野名流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徐庶走马荐诸葛后，兴奋地去向司马徽先生回报，告知先生自己替孔明找了个好工作。没想到司马先生听完后劈头盖脸地说了他一通：你走也就罢了，何苦又叫他弄个吐血而亡！弄得徐元直莫名其妙尴尬异常。其实徐庶怎知其中深意！因为先生深知孔明之局限，重术轻道，必违天规，因此绝无好结局。另一个细节也隐喻了孔明的结局不会太好：刘备等欲见卧龙，问于水镜先生，先生虽夸孔明之才，但在临别时，却仰天长叹说，孔明虽得其主，未得其时，可惜，可惜！

其实，水镜先生才是三国第一高人！他的高表现在对孔明的评价上。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别人也夸他是张子房再世，但从他的一生作为上来看，只能说是第一谋士，而非相才，原因就在这对术与道的认知上。他只知凭一己之力可以为刘备集团改运，却认识不到应顺从大汉将亡之势，最终却用非凡的智慧与时势抗衡，其有不败之理。

看来，术可改运；只要其术高妙，应该是可行的。但若以术改势，或凭借术高而逆势为之，必定会头破血流，遗恨终生的。后人当以孔明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