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先生曾说，历史研究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大意）。地理环境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匈奴之所以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实在是和他们的生活习性分不开的，而他们的生活习性又为所处的地理环境所造就。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地理环境是匈汉两族人矛盾无法调解的背后根源。
尽管匈奴的势力范围非常广大，特别是东西北三个方向，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自然有多种地理环境，但匈奴本部，则以辽阔的荒漠盆地为主。在汉代，习惯把该盆地分为漠南和漠北两部分。在大漠的最南，有一道山脉，称之为阴山。阴山是汉朝和匈奴的地理交界，因此有“不教胡马渡阴山”之说。
除了荒漠，还有少量的草原，这是匈奴人放牧牛马的主要场所。这些草原的面积并不是永久不变，而是随着雨雪和天气时大时小。这就决定了匈奴必须随时随地能够迁徙到水草茂盛的地方去。
“随美草甘水而驱牧”——《盐铁论》
农耕文化也受天灾影响，但相对而言，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更看天吃饭。一旦气候恶劣，衣食不足，便只能四处劫掠。因此在自给自足的中原人眼里，这是一群没有礼义、没有教养的野蛮人。
比起南越国来说，匈奴要令文帝更为头疼。
文帝即位之初，对待南北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希望通过外部的和平来为自己赢得稳定朝局的时机。因此主动致信冒顿单于，延续高祖、孝惠和吕后时期的和亲政策。
只不过和亲政策对于匈奴的限制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如上所说，决定匈奴行事风格的最大因素，其实是气候。当气候温暖，水草丰茂，不愁吃穿时，乐得从汉朝得到公主和随嫁的财物，保持暂时的和平。一旦到天气苦寒，物资紧张时，匈奴根本不会在意是否有和亲，屡屡撕毁合约，对边境进行规模或大或小的杀掠。
于是文帝即位才第三年的时候，匈奴右贤王便悍然入侵黄河南岸的上郡，大肆屠杀抢劫。
文帝三年是什么时候呢，是周勃刚刚接受“列侯之国诏”，免相回到绛县的时候，是朱虚侯刘章、东弁侯刘兴居抑郁受封小国后不久，也是淮南王刘长公然刺杀审食其气焰正盛那年。此时，文帝的一系列部署刚刚启动，匈奴右贤王的入侵却横插一脚，打乱了他的节奏。
虽然想要和平，但对手都踩到头上了，自然是要还击的。而且既然要战，新天子也正好趁这一战树立威信。于是文帝派出的将军是当时除周勃以外，最有作战经验、最有权威的灌婴，同时自己紧随其后，有亲征的意向，显示出强烈的必胜愿望。
灌大将军不负重托，只用了很短时间，便将右贤王的人马赶出境外。但东方又传来刘兴居谋反的消息，这令文帝更加意识到帝国内部的稳定，可能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三年之后，冒顿单于致信文帝，表面上为右贤王入侵之事致歉，实际上是借此信耀武扬威。这位匈奴史上唯一一位杀父自立、强力扩张，又围刘邦于平城，凌辱吕后的酋长，怎么会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天子放在眼里呢？在这封信里，他得意洋洋地炫耀在过去几年里，灭月氏国，以及吞并二十多小国的光辉战绩。
“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史记 匈奴列传》
究竟该战，还是该和，文帝谨慎地和朝臣们进行了一番商讨，意见却出奇一致，都认为该和。理由有两点，匈奴新灭众国，风头正劲，加上匈奴的居住地水咸地瘠，既不宜居住，也不利耕种，得来无益。这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意见，但客观讲起来，群臣的态度，比起前几任天子时，似乎少了点血性，不知是不是已经经历多次匈奴打击的缘故。
不久，冒顿单于去世，儿子稽粥继任，称为老上单于。
文帝立刻启动和亲计划，希望趁匈奴首领更换之际，改善两国关系。两国外交，往往战略随国君的个人性格而变化，只要老上单于不像父亲冒顿那么穷兵黩武，或许可以借此机会赢得长时间的和平。
有一名叫做中行说的宦官在此次和亲中负责陪伴公主，一起出使。但他神情怏怏、脸色显得十分难看。在出发前，他曾拒绝接受这一任务，可能是觉得匈奴之地，条件恶劣，生活辛苦。执拗不过的他恶狠狠发誓道：“如果非让我去，我将让汉朝付出代价。”
“必我行也，为汉患者！”——《史记 匈奴列传》
中行说到了大漠，果然投降匈奴。匈奴对于汉朝投降之人，往往特别亲信依赖，让他们作为参谋或将军训练士兵、领军作战，或者出谋划策。
中行说在匈奴帐中咬牙切齿地履行着自己的誓言，主要是在外交上处处和汉朝争锋作对，态度十分强硬。
比如，汉朝给匈奴的书信简牍，规格一般是一尺一寸，起首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中行说深知中原的礼制，便令单于用一尺二寸的简牍，起首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其他类似的外交物品上，规格也处处有意超过汉朝。
两国外交，常常在言辞上争锋相对，攻击对方缺点，以图在气势上取胜。比如汉朝使者，最常指责的便是匈奴不知礼义，并举例匈奴以老人为贱，父亲死了、儿子娶母亲，哥哥死了、弟弟娶其嫂，一点廉耻都没有。而中行说便指责汉朝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亲属相争相杀，生活奢靡浪费，都是虚伪的小人。
中行说还劝老上单于要立足匈奴自己的传统，引导其众鄙视汉朝的服饰和饮食，不要被汉朝的文化入侵所动摇心志。
恰好，在贾谊上给文帝的对策里，有提到针对匈奴的“三表五饵”策略。其中的“五饵”，就是以中原锦绣的服饰、甘甜的美食、繁华的住宅等等，作为诱饵，来慢慢让匈奴之人向往汉朝，降服其心。可见其时，汉朝之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文化生活的冲突，是两族人民的根源性问题了。
文帝寄希望于老上单于是一个爱好和平之人，这样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据史书的记载，稽粥就位之后，他所做的事情，最值得注意的有好几件：第一，杀月氏王而以其头为饮器，并强迫大部分的月氏人离开敦煌与祁连间的故居；第二，帮助乌孙再度迫走迁到伊犁河谷与准噶尔的月氏，使乌孙占据这些地方；第三，继续南下侵扰汉边。”——陈序经《匈奴通史》
老上单于接手的，是一个正当强盛的匈奴族，他非但没有止战的想法，反而把势力扩张的计划更进一步行之。
文帝十一年和十四年，老上单于两次入侵汉朝。
特别是十四年冬天这次，匈奴的行动往往跟气候有关，或许是这一年的冬天特别严寒，生存受到了极大威胁，因此老上单于亲率十四万骑兵大举南下，杀死北地都尉孙卬，抢掠残杀人民和畜产无数。匈奴的斥候部队甚至一直深入到甘泉宫附近，已经可以远远望见长安。
文帝既惊恐又震怒，一边发兵赶往前线阻敌，一边派张武等亲信领军加强长安附近的守卫。同时文帝打算再次亲征，群臣进谏皆不听，最后是在薄太后的劝阻下才放弃。
虽然没有亲征，忧心忡忡的文帝还是特意拜访了世代为边将的冯唐，向他征求对策。冯唐却直言批评，称文帝对于守边大将过于苛刻，“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这也是文帝致力于打造法吏政府的一个侧面例证。
老上单于在汉境内足足停留了一个多月才离去。汉朝此番作战，仅仅只是把他们赶出塞外而已，并称不上胜利。从此，匈奴每年都犯边烧杀抢掠。
“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汉甚患之”——《汉书 匈奴传》
一句“甚患之”，深深道出了文帝的无奈和百姓的痛苦。
几年之后，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单于继位。其时中行说仍然在匈奴任事，在他的怂恿之下，匈奴仍然与汉保持明显的对立关系。
这是文帝一生打交道的第三位单于。他继续采用和亲政策，以换取和平。而军臣单于则一如其祖、其父的风格，很快就再次撕毁合约，各以三万骑入侵上郡和云中两地。
文帝遣军和代国、赵国一起屯兵前线，又遣周勃之子周亚夫、宗正刘礼、祝兹侯徐悼分别领兵驻扎在长安附近的细柳、灞上、棘门，防止匈奴突袭京城。
文帝亲自到三处营地劳军，到灞上和棘门时，见天子前来，军门大开，车骑得以疾驰而入，将军等人恭迎奉送，唯恐不及。而到周亚夫的细柳时，为天子开道的几名先驱见军士全部身披盔甲、手执利刃，弓弩手引弩欲发，如临大敌。
先驱见军门紧闭，大喊道：“天子将至，速速开门！”
军门都尉道：“将军有令在先，军中只听将军号令，不听天子之诏。”
不一会儿，文帝赶来，仍然不得入内。只得派遣一名使者，拿着天子的节信先进去禀明周亚夫，周亚夫这才传令开门。
军门处的将士仍告诫道：“将军有令，军中车马不得奔驰！”
文帝一行不得不缓缓骑行，到了营中，周亚夫并不行磕头朝请之礼，只是简单作揖道：“甲胄在身，请恕臣以军礼相见。”
文帝十分动容，严肃端正地使人答礼。
出了军门，随从的群臣都没有及时地从军中的威严气氛中恢复过来，惊惧不已。文帝也忍不住叹道：“此真将军矣！先前灞上和棘门之军，如同儿戏，其将军可一袭而俘虏。至于周将军，谁敢轻易冒犯！”
匈奴兵罢之后，文帝立刻拜周亚夫为中尉，掌禁卫。并且在临终前，反复告诫太子刘启：“将来若有缓急需要用兵，周亚夫绝对可以托付。”
回到匈奴问题上，由于这一敌国狡诈多变，时不时地骚扰边境，已经成为了汉初外部首患。大凡忠义之士、有智之士、爱民之士，无不为此问题费尽思量，希望能找到更为合理的对策措施。
除了贾谊的“三表五饵”策略，提倡以道德感化，以利欲引诱之外，当数晁错的对策为最佳，也最切合实际。
晁错分析了匈奴和汉朝各自的优势。他认为：匈奴的马善于在山谷溪涧的地形里奔驰跳跃，匈奴的骑射兵善于在曲折险要的环境里骑驱射击，匈奴族人习惯了风雨奔波，能忍饥困，这些都是汉朝所不及的。但是汉也有汉的长处，比如到了平原地带，汉的战车就可以发挥冲阵的特点，又如汉有用脚踩动操控的强力弩，比弓箭威力大许多，再如汉的剑戟兵刃等，制作也非常精良，比起国家兵力来说，汉更是可以以十挡一。战争的关键，就是要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晁错又分析了如今边境守备的困境。他称：匈奴就像飞鸟走兽一般，居无定所，时来时去，一会儿攻击燕代之地，一会儿攻击上郡陇西。若是朝廷不发兵相救，边民绝望之下唯有降敌。若发兵，兵少了不足以救，兵多了等调集好，匈奴早已抢夺完散去。如果一直把大批军队派遣在边境，则耗费实在庞大。如此这般，一定会被匈奴拖得国家贫困，百姓不安。
因此，晁错力主“屯边”政策。
汉朝目前的边境守卫，是从全国各地调集男子服一年为期的兵役。时间一到，就各自遣散回家。缺点在于这些从内地过来的人，根本不知道匈奴的习性，做不到知己知彼，如何确保能成功守卫。
晁错建议，不如在边境建立诸多城邑，预先盖好房屋，准备好耕田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然后把国内的罪犯迁徙到此地居住。本来有罪之人得到白送的土地和房屋，往往欢天喜地，会情愿长期居住。如果人数不够，则卖爵给大户，让他们出奴婢往边境输送。还不够，再征集自愿前往屯边的。
凡是屯边之民，国家给予更高的待遇，比如免去田租，赐予冬夏两季衣服饮食，直到他们可以自给自足。没有配偶的，由当地县官出钱给他们分配。让他们得到充分的好处，便会心甘情愿以此为家。这样一来，当匈奴入侵，他们就不是为保国而战，而是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亲人而战，积极性自然更高。同时，凡是能救下匈奴劫掠的财物，允许分其一半；救下匈奴抢走的百姓，官府出钱赎回，如此则百姓之间乐于相助，勇不避死。
晁错认为，这是有利万世的策略。
晁错另有对用将、以夷制夷等军事建议，以及削弱诸侯、更改法令等具体措施。其时贾谊已死，文帝所召对策的学者有上百人，晁错的策论是第一流的。文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用，但觉得其人才华非凡，殊为可用。从文帝令晁错作为太子家令来看，他的用意非常明显，即晁错的措施是可行的，但时候还没有到。余下的帝国问题，文帝准备留给下一任再去解决。
网友评论